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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革”中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
从哈军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工作。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当时父亲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曾写信给我说他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尽管我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只是冥冥之中感到不安，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保护老同志，将我父亲等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当时，我下班后常去看他。但随着斗争的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以致后来发生了冲击京西宾馆的事件。一群造反派冲进来，在他们要用绳子把父亲从六楼的阳台上吊放下去的关键时刻，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把父亲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转移到安全地点。我下班后到京西宾馆看父亲时，才知道白天发生了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难过得失声痛哭。父亲却安慰我说：“不要哭，没有什么，我不是很好嘛！”之后，父亲搬离了宾馆，没了消息。
在父亲消失大半年后，我忽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的后小楼，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看他。我非常兴奋，连忙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却简单地说：“你带工业券就可以了。”当时买布鞋要凭票，老家在冀南的一位工作人员替他垫付了工业券，他一定要还给人家。要见父亲的那天，我的心情复杂极了，见到父亲后，才知道他与秦基伟、陈再道等许多将军都被隔离在这里。带着全家的嘱托，我同父亲说了很多话。后来，我对父亲说，以后我每星期都来看您，帮您洗衣服。没想到，后来每次见到父亲时，他都已经把衣服洗干净晾在那里了。
当时，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分散到各地，只有妹妹宋真真即将到江西于都插队。途经北京时多留了一天，我们父女三人过了一个简单的春节。之后，父亲就被送到辽宁乡下一个机耕队劳动。一个多月后，母亲被允许去陪伴父亲，他们又一起去了二五农场。这时，我们这些子女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农场看望父母。1971年秋天，我获准12天休假，就按照曾经去看过他们的弟弟宋克荒给我画的地图、路线，偷偷去看望他们(当时看望他们，需经看管人员批准)。
1973年初，我和小平、克荒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希望能接父亲来北京治病。1973年4月，父亲被批准到北京医院治疗。那时，我那经历了长征风雨年近六旬的母亲几乎每天从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和照料父亲，我们也以为父母亲可以留在北京。谁知江青一伙非让父亲回农场不可。容不得多考虑，我向单位请了假，陪着父母又回到了1971年我去看望他们时曾居住过的那两间农舍，直到单位催我必须回京参加“反右倾”。在那里我住了4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沉默少语，只是每天坚持干活、散步、默默听着收音机里那些狂躁的声音。父亲用他的神色、用他的精神让我感知到他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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