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与女儿宋勤在一起

不管是在“文革”中被批斗、下放改造，还是复出后身居高位—— 


　　爸爸始终要求我们子女做个普通人 


　　宋勤 


　　父亲走了，在2005年1月8日那个寒冷的早上…… 


      与父亲最后告别的那天，我站在母亲身旁，胡锦涛总书记握着她的手说：“宋老功勋卓著，德高望重，英名永存。” 


　　今年七月十一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面对电视文献片《宋任穷》导演的提问，我说：“我是长女，父亲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我的感受是：父亲更多是属于党的。” 


　　1 年少时觉得父亲离我很遥远


　　抗日战争时，我出生在八路军129师野战医院。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抱着或放在扁担的一个筐里由战士挑着，随部队下太行山向河北平原进发。婴幼儿时的我，不知战事紧张，不论是行军途中还是过封锁线时，饿了尿了就哇哇哭，战士们笑称我是“小汉奸”。幸好没有因此暴露目标，给部队造成损失。可是形势严峻、战事频频，尽管母亲舍不得，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在我5个月大的时候，父母还是不得不把我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4岁才被父亲派人接回，后送到保育院生活。 


　　我原名宋小琴，后来去荣臻小学(北京八一学校前身)读书，听到大人的口头禅是“乱弹琴”，便自己做主把名字改为宋勤。后来才知道，我的本名源于父亲的本名宋韵琴。 


　　小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后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在父亲没有调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和妹妹宋小平一直住校，过集体生活。节假日时，我们曾经到陈赓、张际春、刘志坚等各位伯伯叔叔家住过。那时，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觉得他离我很远。 


　　上初中时，父亲一次来北京开会，他抽空到学校来看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跑到传达室，看见父亲坐在传达室的一张木条凳上，正耐心地等着我。父亲还拿来了弟弟妹妹的照片给我看，并让我到中南海西楼住几天。可小时候的我更喜欢学校，就没有答应他。 


　　1959年，我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且成绩优秀。本来我和一些同学是要去苏联留学的，体检、政审都通过了，可是父亲不让我去(多年后才知道是因为苏联与中国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原因)。上什么学校、学什么，当时我有些茫然。1959年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我敬重周伯伯，愿意听他的意见。我就跟周伯伯说：“今年夏天我毕业，您给我推荐一所大学好吗？”周伯伯问我：“你想上什么方面的学校呢？”我记得父亲对我说过：尖端的科学技术最早用于军事的比较多，就说“军事学校”。 “那你可以上陈赓伯伯的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哈军工不收女生。” 


　　那年8月1日，我在 “八一”建军节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会上见到陈赓伯伯，他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鬼，向总理告我的状。我告诉你啊，哈军工今年开始招收女生了。”就这样，我穿上军装，成为哈军工接收的第一批高中毕业女学生。 


　　哈军工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这期间发生过一次意外。1960年春夏时节，一天课间休息时，一块木制楼梯板砸到我的头上，医生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院领导到宿舍来看我时说：“你父亲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提任何要求，这次他知道你受伤了，特意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当时，我真的觉得特感动、特温暖，原来一直严格要求我的父亲也在惦记着我，关心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