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1949—1976年的湖南文学是一件需要学术自信的事，其对治史方法的要求，更是对学术勇气的挑战。要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做出合理的历史评价，要求学者超越文学史常规思路，开阔思维，另辟蹊径。

　　《新湖南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正是一部在治史方法上有所追求和创新的著作。著者胡良桂在《后记》中说，他一直想写一部独抒己见的新湖南文学史。但是独抒己见不仅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作品的评价，正如著者所说，它需要的是“研究者真正对历史进行还原和深化，立足于历史事实和文学本身来研究分析和进行‘史’的价值判断”。这一点表现在《史稿》写作中就是对新湖南文学的“新”内涵的充分尊重。“新”不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意指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更是指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特殊内涵、艺术特征的理解。因此《史稿》在评价文学作品时，首先肯定作家们热烈而诚挚的创作，并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客观评价了新湖南文学在社会主义思想认识深度、新人形象塑造、艺术品格上的价值和意义，认为该时期的湖南文学将明丽清秀的地方风貌与刚健昂扬的时代品格融为一体，是湖南新文学在当代的重大发展。它体现了治史者对历史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史稿》更着力于对历史疑义的探寻、剖析。在这个方面，著者充分考虑文学产生的具体语境，注意结合历史文化情境、参照文学史和作家的创作历程，来分析文学现象，总结创作和批评的得失。如对《山乡巨变》超越政治限制的分析，对《青春之歌》修订本的品评，对周扬批评话语模式的检讨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上的成败的洞察，都可谓是精彩、公允的一家之言。在这种以同情的态度、立足文学本身，从生成语境考察文学的方法中，著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得到了细致的体现。

　　在述史的体例上，《史稿》亦是别出心裁。著者没有采取常规的以体裁或题材为依据安排章节的做法，而是从这一时期湖南文学取得的成就出发，以点带面地展开研究。所谓“点”，即是为新湖南文学中取得全国性成就的重要作家立专章，如全书在17年湖南文学的总论之后，对毛泽东、周扬、周立波、田汉、杨沫等人的成就做专门论述。从很大程度上说，著者以体例的选择显示了湖南文学在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也是著者敢于以一个时期的地方文学写专门史的信心之源。而“面”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或主题或题材，对湖南文学在各个方面的主要成就做较为细致的整体论述。其目的是既要反映湖南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整体面貌，又要凸现某些方面优秀作品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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