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上第二个创新之处，是将这一时期的旧体诗词的创作、文学研究和国学研究放入文学史的论述框架。这一点可谓开了新文学以来文学史写作的先河。不管这样的论述框架是否恰当，对于那些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研究对象来说，将其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相互参照看，却是相得益彰的。同时将文学、国学研究状况纳入文学史框架，所提供的不仅是一个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而且为透视当时的湖南文坛开辟了另样的窗口。文学史写作中，体例的安排最易见出治史者的眼光、学识、修养。笔者以为，《史稿》体例的布排，虽有欠缺，如对文革10年的论述过少，影响了整体框架的平衡，但是它恰当地体现了湖南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成就，并显示了著者把握史实的出色能力以及独到的眼光和开阔的思维。

　　尽管《新湖南文学史稿》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但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地方文学史，它也留给我们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如何看待湘籍作家在外地的创作，特别是那些连出生、成长、写作都在外地的湘籍作家，他们能否纳入湖南文学史；如何在地方文学史写作过程中贯彻地域特征的问题，包括地域文化传统对该地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思考。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