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虽然不乏争议,但是依据其深厚的道教学识功底,柳存仁的观点和方法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外汉学有别中土正统国学的一大特征:剑走偏锋、鞭辟入里,不疑处存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他们的重要武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彦颐讲述的缠足的故事、美国河滨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尤金·安德森对中国食物的精彩解读,还有黄仁宇和孔飞力笔下的万历十五年和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把人们带入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世界,比较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我们就知道海外汉学界开放的视角和固守正统观念的中国传统学术之间在趣味上的巨大差异。
但在中国学界,海外汉学的名声恐怕并不那么动听。这次“五经”的多语种重新翻译,当然是建立在之前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往往错误百出这样一个基本预设之上的。诚然,早期汉学家的工作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史景迁、史华慈、谢和耐、费正清……不管是不是外籍人士,一座又一座丰碑让中国还停留在读经、讲坛阶段的国学热黯然失色。翻译五经以及国学热的背后有没有主流意识形态输出软实力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点恐怕是肯定的:为季羡林的一句自谦争破脑袋的“摘帽盖帽”辩者,大概没几个有耐心读完季老翻译的《罗摩衍那》,更不要说柳存仁先生厚如砖头的《和风堂文集》或者五经翻译主持人施舟人的《道藏通考》。
所以寂寞的兀自寂寞,狂欢的依旧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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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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