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而其长盛的奥妙，或许就在这两座藏书楼里。黄庭坚说得好：“万卷藏书宜子弟”。年年月月，这两座藏书楼里所散发出的书香，汇聚一股气场，形成一个氛围，好比杏花村、茅台镇上空数百年积累的酒菌层使得该地酿出的酒特别好一样，曾氏子孙在书香的气场与氛围中长大，也自然就非同寻常。
但后来，这些藏书连同曾氏父子的文档，在富厚堂里都看不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富厚堂变为公产。房屋和各种器具都是有用的，藏书楼的物件却没有人要。富厚堂的新主人打算烧掉省事。此事被省里知道了，发下话来：将文档和书籍运到长沙。不久，这批文书被运到省图书馆。那个年代，从富厚堂里出来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受到冷遇：书籍被闲置，曾氏的文档则被锁进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里，从此以后无人过问。“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批文档因被遗忘而侥幸没有被烧。到了80年代，国家走入正途，抢救近世史料成为学界要务，有年长的学人记起这桩旧案，人们这才发现，这批档案的文字数量竟然是当年刻本《曾文正公全集》的三倍，便决定予以整理出版，于是乎，才有了15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
每次肃立在藏书楼畔，我心里总不免有一点遗憾：若当年这里的书籍和文档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有多好！然而今年夏天，当我随同看娄底的全国各地作家，再次来到富厚堂时，面对着往来如织的参观者、即将大兴土木的荷叶山水以及文正书店里陈列的众多曾氏研究专著，心里忽然有一番新认识：以曾氏的身份，富厚堂藏书楼中的藏件能躲过两次劫难，已经是奇迹了。它们走出富厚堂，进入公众图书馆，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更大。尤其是那批百年老档居然还能得以全部整理出版，轰动海内外（美国报纸称之为“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从而引发了一场方兴未艾的曾氏研究热潮，更是难逢难遇的文化幸事。如今的局面，岂不比藏于私宅秘不示人好过千倍万倍！富厚堂的藏书楼应无遗憾。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所著长篇小说《曾国藩》获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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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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