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小说研究有点怪

　　读书报：很早开始，学界就在对《水浒》做诠释。那么在您看来，这些诠释分别有哪些，各自理路如何？

　　鲍鹏山：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点怪，比如对小说，已经不再侧重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在做一些外围的工作，比如，版本考据，实物考证，作者考订等等。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显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达到一种认知。对《水浒》本身的研究，这几年学界做得比较多的工作可能就是对《水浒》主题的讨论。从梁启超开始，我们就比较注重对小说的研究，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对《水浒》主题有很多判断，比如，歌颂江湖，反对朝廷等，1949年以前对《水浒》主题的很多研究还是在学术范围内的；后来，对《水浒》主题的分析就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分析，完全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了；到70年代，全国评《水浒》，就把《水浒》变成了一个政治路线斗争了，比如，反招安，投降与造反等等；文革以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又对《水浒》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认知，现在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观点就是，不再认为《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它并没有体现出农民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对《水浒》中的人物的分析，恰恰是一个弱项。

　　我还是觉得，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对硬件的考据上，事实上，小说本来就是虚构作品。当然，这里边的原因可能是，对文本的分析是见仁见智，但对硬件的考据是可以量化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小说研究有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就是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

讲故事，确确实实是最吸引普通大众的

　　读书报：您是如何和百家讲坛结缘的？因为您本人是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的，并不是《水浒》研究的专门的专家，那么，您觉得，您来讲《水浒》，可能的利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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