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学者比较关注的历史阶段，尽管是一个朦胧的概念，没有清楚的开始或结束日期，但通常可以涵括欧洲由野蛮的黑暗中世纪演进到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发展的时代，是近世以来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艾兹赫德教授为我们展示了更大层面的“复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的一次人本主义的苏醒，涉及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帖木儿与莫卧儿的南亚世界，以及东方的大明帝国。在此期间，各地都产生了类似的人性解放的思潮，同时这种潜在的思潮，都包裹在声称对之前的文明的继承与复古。这种看似保守倒退的思维，蕴含了革新的力量，对世界大多数国家与民族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寓复古而为革新的思潮，正好可以解释明代起，中国文坛的复古运动与思想界阳明心学对宋儒理学的重构。在仍具有统摄地位的中世纪的晚期，大张旗鼓的革命不太现实，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只有通过借助古代文明与学说的权威与影响，然后对其重新解释与利用，才能掀起新的涌动的大潮。中西的文明被证明在此是有极高相似性的。

    中国的历史关照多集中在政治史与个人英雄史之间，比如中国历史的框架，便囿于朝代疆域更替与历史人物，不是三国两晋便是隋唐五代，除了秦皇汉武，就是贞观、开元。而艾兹赫德教授喜欢用具体的物资、技术及气候疾病等因素，解释中国历史与世界的异同。比如公元6世纪全球变得冷湿造成的气象变化，影响了欧洲的粮食生产，据说潮湿也有利于跳蚤的繁殖，继而引起欧洲的瘟疫。而在东方，潮湿的环境则为关中本位制的李唐王朝带去了福音，原本干旱的西北关陇地区变成小米、玉米的高产区，见证帝国的辉煌。宋辽时期契丹人可以从多重渠道得到骆驼，尤其是双峰驼，双峰驼又使用了一种新的驮鞍，使得中国北方与中亚及中东穆斯林世界的贸易与联系长久的保持下来，这条路线也是为蒙古人西征张本。《围城》里方鸿渐说的:海通几百年以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其中一件就是梅毒。艾兹赫德教授也指出16世纪，“微生物细菌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全球的梅毒大流行，不仅在流行病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为世界留下了一笔。艾兹赫德教授认为，如果说弗洛伊德把反宗教改革的禁欲主义归于梅毒的危害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中国明代理学道德学说的严厉等级观念中，也能找出相应的影响。明代理学的确是中国最刻板与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了，而比之大胆如《金瓶梅》等晚明小说的放纵，道学家们是不是对有伤风化之外的疾病现象，也有所悲悯呢？

    历史是个时、地、人交织的立体的系统。学人们渴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我们自己编撰的“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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