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盛世，官场的清廉之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是，官场的清廉之风培护甚难，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员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为民请命的精神情怀，他们是极容易成为逢迎拍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腐朽集团的。而官员们一旦寡廉鲜耻，官场就会随之烂掉；官场一烂掉，即说明王朝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王朝衰落的铁律——— 强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论弊端丛生的其他王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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