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简，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人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员和机构精简，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础。同时，初唐时期的官场很讲正气，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把所得的赏赐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同样清贫。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已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历史上有名的帅哥温彦博同样不置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确实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就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腐败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

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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