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每做一个结论,都要有实际的证据摆在那里。尽管别人不同意,但必须把我的证据推翻才能不同意,如果推不翻这些证据,那么不同意只能是一句空话。
《南风窗》:为学是这样,那么为人呢?
冯其庸:为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说假话、做假事、自私自利、不为别人着想,这怎么行?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和学生讲,与人相交,首先要为别人想,不要先为自己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反驳你的观点?你的观点站不站得住?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
《南风窗》:有人说您是一位有官方背景的学问家,“文革”前后也时常要写一些批判和评点文章,这些工作都是你喜欢做的吗?要是有人让您说违心的话,怎么办?
冯其庸: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根本没有什么官方背景。我只是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文章。张光年是老前辈,也是我的好朋友。光年说,我非常佩服你,你那些文章都可以收到集子里。光年同志是大诗人,写了《黄河大合唱》,这是不朽的名作,对抗日战争起了无可估量的动员作用,功绩不得了。他是文艺界的领导,当然要写一些当时工作需要的文章,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是个大学教授,也没有其他的社会职务,所以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凡是社会上政治批判的文章,我基本上不写。现在总结我一辈子写的东西,没有纯粹为了政治批判而写的文章。学术上的争论当然是有的。
我唯一一篇政治性文章,是《北京日报》的社论。那是“文革”期间,彭真被弄下来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们校长郭影秋去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叫我一起去。原来是“中央文革”要调我,我不想去,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去。郭校长叫我到北京市委去,我马上就跟着去了,我想这样一来可以避开“中央文革”。
那时候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都不清楚,那是全国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出起问题来可不得了。我感觉不对头,所以不愿意去。去了北京市委后,给我的任务是写社论,我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是新市委的表态。这虽然是我写的,但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而且是以新市委的名义发表的。所以我也从来不把它放到我文章里去。除此以外,我没有以我个人名义发表过什么政治批判文章。
《南风窗》:1975年您到《红楼梦》校订组担任副组长,那不就算是当官了吗?那个时代,正直的人干违心事儿的也不少,您对此持何见解?
冯其庸:到校订组去,校订《红楼梦》怎么算是当官呢?没有任何权力,就连讨论选哪个底本都要争论不休呢。相反,当我借调出人民大学后,人大教师不断提工资,就没我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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