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墨五记——文学家卷》，方继孝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48.00元

　　十多年前，启功先生为某次收藏品展览题了两个字“旁证”。启功的意思是这些不起眼的藏品都是历史的旁证，粮票布票是经济史的旁证；交通图旅游图是城市史的旁证；连环画小人书是文化史的旁证。百年无废纸，历史的边角料成为历史足痕的见证人。

　　方继孝先生的“旧墨记系列”出到第四种（文学家卷）了，我既惊诧他持久的写作能力，也非常羡慕他仿佛用之不竭的藏品。边藏边读边写，这是一条收藏爱好者最理想的康庄大道，也是目下最应倡导的收藏风气。当前的收藏太多乌烟瘴气的东西，炒作盛行，过分强调金钱，不一而足。我入收藏行二十年，现在最厌烦的却是“收藏”二字。收藏界里太少像方继孝这样的既收藏又写作的研究者了，所以也难怪外界持有的偏见。柳和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里指责信札收藏者：“说实话，你不研究出版史或商务馆史，收藏一两封信有何用呢？无非等待升值，待价而沽罢了。可惜一批有用的史料，从此支离破碎，浪迹天涯，再也无法汇集一起加以研究利用。”柳先生的话多有偏颇之见，待价而沽有什么错么？研究和利用并非只是专业人员的专权，方继孝见微知著的写法，靠的就是一两通信札，甚至就是一纸便条。我觉得方先生的书为收藏界争得了一席颜面，收藏家若真的研究起来，他所具有的资料优势，专业人士真的既羡且妒，难免说出一些带醋意的气话。我的倾向是，研究家别老想着像以前似的白使白用别人花大钱搜集的资料；收藏家别老是安于“独得自矜”的低层面理应“化私为公”地写点文章。

　　信札写作不同于其他题裁的写作，由于作者手中握有确凿的物证，那么“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就应该有严格的自律，绝不能逮着什么写什么。基本的原则应是“扬善隐恶”，尤其是涉及写信者或受信者个人名誉或隐私的内容就不能写。写作也就是做人，我知道方先生的为人，他是绝不会做时下甚嚣尘上的“告密”“卧底”一类文章的，在这方面他是令人放心的和值得信任的。

　　这本属于“文学家”的《旧墨记》，读起来比之前几本《旧墨记》要来得亲切，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于我们亲”。为什么亲，很简单，书中的这些人物对于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鲁迅、陈独秀、周作人、柳亚子、刘半农、郭沫若、张恨水、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叶圣陶、徐志摩、朱自清、老舍、俞平伯、冰心、巴金、钱锺书等等，总计一百位。我们熟读他们的作品，我们熟知他们的生平，现在由方先生从书札这个角度来讲述这些卓越作家的某一件小事，却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另一面，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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