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墨记》属于多功能的文化读物，给予读者多项选择，一句话：读《旧墨记》可以有多种读法。当书法读，读者可以从中欣赏到前辈学人的优秀书法（这点尤具现实意义，电脑电传时代，所谓的文化人那一手钢笔字真是不堪入目）；当收藏史的片段读，亦无不可；当现代文学史料读，读者完全可以利用作者免费提供的史料线索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旁证。我就是读了后马上用了书里的一篇，来说明那个年代的文化人“草木皆兵”到了何种程度。在《陈翔鹤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一篇中，方先生提供了一张陈翔鹤亲笔写的公函（《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事由是，陈翔鹤主编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出版之后，“我们也因失察而至内部送书始被发现”，被发现的是：“发现其中吴世昌的《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232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昙》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纯粹是“杯弓蛇影”，陈他们害怕的不得了，“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文中提及‘柳存仁’，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我们要求将《文学研究集刊》暂停发行。”正巧我收藏有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杂志，如果不是手迹，我们会以为“疯雨昙”是手民之误，现在有陈翔鹤的亲笔在，一个笑料就成立了。我也正巧收藏有这本1964年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哪天找出来，看看是不是“改正第232页后方能发行”的改正本，要不是的话就珍贵了。历史的荒谬即存在于这不经意的纸片里，由此我们仍可以说前面那位柳先生所云“收藏一两封信有何用呢？”是外行说的话。

　　我亲眼看过方继孝先生私藏书札的公开展览，现在有些藏品收进书里，仍是那么抢人眼目，这要归功现在的印刷技艺，早年间郑逸梅收藏的书札也出过一本书，印得惨不忍睹，郑老没赶上好时候。这一百位文人中有几位本身即以书法闻名，譬如沈尹默、郭沫若、茅盾、俞平伯、沈从文、柳亚子。可是夏丏尊，王统照、周扬、谢六逸的字也极其出色，却是读《旧墨记》的额外所得。要是让我给这些书札排个队的话，最漂亮的倒是王统照1942年的一通小简。不得不说的是，大多数文人的字真不敢恭维，连起码的整齐划一也谈不上。

　　书里有关稿酬的论述有四处，涉及叶圣陶、胡风、郁达夫、张恨水。我一直认为文人们极少敢于公开议论稿酬，这是文人虚伪的一面。稿酬是他们维持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作家社会地位和个人尊严的物质体现，怎么都那么一致地集体沉默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如鲁迅，不如郁达夫敢于像包括侵占个人利益（如稿酬）在内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斗争。我也不赞成叶圣陶“不取稿酬”的作法（详见《叶圣陶自动不取稿酬书》），也许叶圣陶的“不取”有着时代的背景，可是我仍要问，自己的劳动除了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也需要得到自己的尊重，“不取稿酬”在某种意义上近乎默认自己的劳动“一钱不值”，但是如果将稿酬捐献给公益事业则又是另一种态度，前提是属于自己的利益应该由自己来支配，也就是说应先“取回稿酬”。

　　信札手稿里隐秘着太丰富太生动的文化史信息，每一件都是世间孤品，毁掉一件就是一条旁证的灭绝，此事宜急不宜缓。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