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所以合称，有多种原因和必然性。举其大端，第一，孔孟合称是儒家内部学术转向的产物。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孟子地位的提升。孟子思想中的思辨性、理论性，切合唐宋之后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需要，自然日益受到重视。经过宋明理学家的不断推崇和诠释，“孔孟之道”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第二，孔子与孟子之间确乎存在思想的一致性。孔子之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蕴含不同的发展路向。孔门后学往往各得一端，但相较而言，孟子更能得孔学要领。孔子的学说包涵仁、礼两大内容，尤以仁学为重。而孟子恰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使孔子学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思想的理论深度上发展了儒学，由仁学进而提出“仁政”，在人性论上高举“性善论”的大旗。另外，在修养工夫论、人格境界论等方面，孟子都对孔学有所推进和延展。
当然，孔孟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突出表现为二者性格气质的巨大反差。孔子主张“讷于言”，孟子恰恰能言善辩；孔子尊君，孟子则勇于批判君主；孔子行事中庸守礼，孟子则率性而为。可以说，孔子博大，孟子精深；孔子温和，孟子激扬；孔子中庸，孟子偏激。正如二程所言：“仲尼，无所不包……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孔孟之间的如此差异，其实很易理解。首先，人的性格与气质是先天与后天综合影响而成的。其实在孔门之中，孔子的弟子同样各个性格鲜明。而正是这种 “无所不包” 的多元格局，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其次，二人的气质乃至思想差异更多的是由于时代不同造成的。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虽然我们习惯于“春秋战国”的说法，但其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孔子时代，天子虽然式微，但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尊重，诸侯争霸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到战国中期，天子已完全丧失权威，诸侯战争更加白热化，利益争夺更为公开、露骨。战国中期的现实，早已不允许孟子循循守礼，企图通过“尊王”、“守礼”来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实现仁政。可以试想，假如孔子生活在孟子的时代，他所表现的生命形态也许就不会与孟子有如此大的差异了。
尽管孟子与孔子在性格、气质乃至思想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别并非本质的，并不妨碍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联。历史地看，就对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言，孔孟当推为魁首。后世孔孟合称，以“孔孟之道”来指称儒学，也并不是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朱熹就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可见连朱子也正视二者的理论风格之不同。况且，思想家的价值正在于其独创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那么孟子存在的价值就会失去，后世便不会有“孔孟之道”的说法了。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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