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滕子京办学的气魄，应当与他早年在河南府嵩阳书院（今在河南登封）求学、讲学的经历有关。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其鼎盛时，学田千倾、学生千众，一时诸贤大儒云集。滕子京兴办湖州州学，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既然能聘请胡瑗这样的当世大儒，也就应该为学生创造最好的求学、生活环境。宋人办学不像我们，人家不是当作“产业”，当作生意，人家是当作为国家求贤育才的事业。有这样的气魄和举措，这“费钱数十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老滕的确有些贪大求功。因为，其一，宋代中期以后，州县地方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仁宗宝元二年（西历1039年）九月，富弼上奏，其所引臣僚札子有如下建议:“乞戒谕诸路转运司，如用阙，须管自擘画支赡，若的是圆融不出，即许于邻道钱谷有剩处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请钱银之类，遍行下者……今诸路转运司以逐州实约之费无多羡余，其间年岁有凶歉，则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则必应副。多方搜括，才可张罗。（《长编》卷124）”可见，仁宗前期，也就是滕子京任湖州知州的时代，北宋已经出现地方经费亏空，而中央自顾不暇的现象。运司州军无计以供，惟民是取，中央政府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滕子京要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经济，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人才，但就一州之力来看，目标过于远大；其二，由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困窘，滕子京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只能有三个办法。开源向百姓伸手，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向僚属伸手，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向后任官员伸手，把亏空留给后人来填补。这也就是其同僚不愿意为其书历的原因了。

后来，老滕去做岳州知州，兴建岳阳楼，则汲取了这个教训，采取了比较政策性的方法。这就是——向“老赖”伸手！

《涑水纪闻》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壮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这个方法比较巧妙，“老赖”欠钱不还，气得债主没办法，干脆做个好事。官府把“老赖”的名字张榜公示，羞臊面皮。那时候，人还是有道德约束的，脸皮儿终究比较薄，不像现在有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何况，官家还严加督促，不愁你不还。

但是，滕子京也有毛病，他不相信其他人，特别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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