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以后我就经常去北图借书了。那时候,借书手续很简单,在学校领一张卡片,到北图盖个章就可以借书了。我在和平门的师大附中上学,家住辟才胡同,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可以到图书馆。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吃完午饭我就骑车到图书馆去借书。一次可以借5本书,限期一个月。用不了一个月,我就看完了。那时候,图书馆是我最主要的知识来源。
北图的书更新得很快,很多最新的书和期刊那里都有。当时我主要借一些小说,还有就是一些知识性的书,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还有王光祈介绍西洋音乐的书都是那时候看的。
那时候,图书馆人也少,建筑是中西合璧的,环境很优美。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有诗意,非常动人。那真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就离开了北平。
耿文学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74岁
1948年,为了我们兄弟上学,我父亲把全家迁到北京。那时候,我在南长街南口的北京六中上初中,离北图很近,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那里复习功课。看门人很善良,虽然看我个子小,但每次都把我放进去。我上高中时,喜欢数学,经常在《数学通报》上解题,答对的会在下一期上登出名字。几乎每期《数学通报》上都有我的名字。那时候,我感到解题真是一件极有乐趣的事儿。后来我考入清华电机系,每次期末我都去北图备考。
我的科研工作始终没离开北图支持。即便是“文革”期间,这里也能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期刊。只不过,那时候到北图读书的人不多。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北图忽然热闹了,阅览室门口永远排着队。赶上国外科技新书展,一大清早人们就赶来,在门口等着了。
我退休十年了,还是喜欢来图书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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