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赴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当局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40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却在钱家一尝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蒋介石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未想随时间推移，产权已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95岁高龄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的处理，民进党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的钱穆，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并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幽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96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未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他的骨灰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的声望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不遗余力进行打击的陈水扁，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马英九主政台北市政府后，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并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并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划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文/师永刚  冯昭  方旭  摘《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