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宁唯是。正像抗战时期以《贞元六书》经世致用的冯友兰，张岱年也将奔涌的情感和冷峻的哲思由书斋转向世象，以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坚定的学术自信倾力于中华民族文化再生，完成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淬炼和升华。“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煌煌“综合创新论”的提出，正是先生积年哲思与关切时代的结晶。

　　直道而行，必有所持守。张岱年一生执著理想、正道直行、立不易方，一代生于忧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在他身上体现得深切著明。

　　对学者来说，术业专精殊为不易，而技进于道则更为难得。毫无疑问，张岱年的学问背后有他这个“人”，及其清醒的生命哲学作支撑，他当然地属于后者。张岱年常对弟子耳提面命，“学问不是用来哗众取宠的装饰品，也不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敲门砖，自古以来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所创造的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作为动力，为解决人生的疑难，探索自然的奥秘，挽救社会的危机而百折不挠地致力学术研究。”这看起来更像是夫子自道，从中可寻绎出先生素为学界仰重的又一关键。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便积极宣传辩证唯物论，不断探寻真理，追求进步。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张岱年以强烈的责任感苦寻“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以此作为救国的精神武器。1937年抗战爆发，张岱年一度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便蜇居读书，坚决不食周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又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开授“辩证唯物论”“马列主义基础”和“新哲学概论”等课程，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分析研究中。“研究学问首先要有追求真理的热忱，有对祖国深切诚挚的感情。”这一信念，先生终生恪守。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回忆，张岱年先生曾将哲学家归为三种类型:一是散文型;二是诗歌型;三是戏剧型。散文型，平实而崇高;诗歌型，跳跃而浪漫;戏剧型，一生中有许多戏剧性的经历。孔子是散文型，老子是诗歌型，墨子是戏剧型。张岱年将自己归为散文型——

　　他的人生确也似孔子:虽外貌恂恂似不能言，却才华卓荦、学问淹博，以开创之功为学人宗仰。在北师大负笈求学间，即以多篇哲学论文引起熊十力、金岳霖等著名学者注意，27岁便以《中国哲学大纲》完成学术奠基，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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