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再次，在参与学术“工头”发包的集体项目的助手或弟子一端，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参与者或则是普通学者，或则是尚未出头的年轻学子，有的甚至从来没写过一本书、发过一篇文章。凭他们自己的实力，拿一般项目都没戏，拿重大项目更是毫无可能。于是，为别人主持的集体项目打工，虽然明知受到剥削，但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不仅在填报成果时可以光鲜地写上“参与某某项目”或“某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而且由于参与、帮助了某学界大腕完成过科研项目，在今后的学术发展中还可得到这位大腕格外的关照。
由此可见，导师、学者变成“包工头”，乃是我国现有科研项目评审机制的漏洞、集体项目负责人的私心及项目参与者的利益三者合谋的结果。
当导师、学者变成“包工头”、科研项目变成发包工程的时候，引起的危害尤其不容小看。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代表着社会的良心。教师为人师表，不仅应当守住做人的底线，而且应当成为践行社会道德的楷模。学者将主持集体项目当作自己坐享其成的渔利手段，不仅暴露了对严肃神圣的科学研究的不负责任，而且有违做人的最起码的诚信原则，甚至有侵犯、掠夺他人精神成果和知识产权之嫌。如果这种行为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那么如此这般“培养”出来的年轻学子在多少年以后又会如此这般去对待他的后学，形成恶性的循环反应。而今天研究生中之所以出现为数不少的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行为，与他们的导师曾经剥削、占有、偷盗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安然无恙的示范作用不无关系。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术研究是个体性很强的独立劳动。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个人长期积累、思考、研究的结果，不是一个人出一个框架，众人在仓促之间可以填充完成的。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学术储备不同，思维水准不同，表达方式不一，要合在一起完成一部成体系、高质量的著作谈何容易，何况有些参与者是知识、思想、语言尚未成熟的稚嫩学子。由此炮制出来的煌煌巨著往往是结构参差不一、水平良莠不齐、内容相互交叉、逻辑自相矛盾、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豆腐渣工程，在学术史上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对此，钱理群早有批评:这些所谓“造大船”的“学术工程”，“就是由某某教授挂帅——更多情况下是挂名——搞‘大兵团作战’，这是‘大跃进’时代‘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说穿了是浪费纳税人钱财的“花钱工程”。
虽然这类豆腐渣工程学术含量极低，但由于出自众手，参与者及其亲朋师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和资源关系网，所以这类体积巨大的“成果”往往极易通过结项，然后从项目资金中再拿出一部分经费来开研讨答谢会，发布评功摆好的新闻或书评，因而这类作品还极易得奖。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学界“大腕”继续争取集体项目、分包项目工程的积极性。那些个人潜心研究的成果之命运则与此形成鲜明反差。于是学术界的真伪好坏、是非荣辱被搅浑了，正如钱理群指出的那样:“劳民伤财不说，更是败坏了学风”，导致了“学术研究上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
为了拯救学界风气，制止学术腐败，戳穿虚假泡沫，让我们对“导师”成为转包科研项目的“工头”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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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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