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恰是国图短板。
我们期望国家图书馆在知识共同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是在象征层面，还是实务层面。比如，我们期望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更多地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更多地介入公共事务，而不只是在一些不痛不痒的所谓文化宣言上签字，或为一些面目不清、内容可疑的文化项目背书。须知，这个位置，绝不只是一个行政职位。它毋宁说是一种范式，或者一个象征。历数这个位置上的前任，从缪荃孙、夏曾佑、陈垣、梁启超、蔡元培、袁同礼、丁西林，直到刚刚故去的任继愈，那是一串多么光彩夺目的名字。
我们理解，基于当下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现状，要以比肩任继愈先生的地位、学养乃至风度来继任这一职位，并无可能。但这个位置所要求的使命感，须臾不可缺。
所以，我们并不赞成以一种虚无的态度，去简单指责国图百年庆典时，由馆长詹福瑞作《百年国图赋》，并雕刻在重达40吨的泰山石上，立于馆侧，称“馆赋石”。我们更愿意把这视为馆长及其全体同人的文化誓言：
服务政府，为立法决策咨询；惠及学林，整文献资源共享。最是服务大众，不分贵贱，无论少长；不分地域，无论城乡；不分国别，无论域疆……塑人魂……启民智……国图之血脉，固与民与国共流淌也。
勒石铭赋的举动后，于国图自身，便是众目睽睽的压力——做得如何，当代与后世的评判以此石此赋为据；于社会公众，也算拾薪添柴的请求——这样的文化机构，其创始之意便是为了赓续并阐扬中华文明，如今正锐意进取，那么它值得托付我们的鞭策、我们的认同、我们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对国家图书馆，我们有权利也应该有所期待。愿国家图书馆不负此番期望。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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