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父之子，不一定是名人，因为名父之子，要比非名父之子，更难成为名人，这是一个定律，也是无数事例证明了的真理。至少从文学领域看，只有法国的大仲马和小仲马这对父子，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得上是子承父业，后来居上的范例。舍此以外，还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等诸大师的后裔，至少到今天为止，尚未闻有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他们父辈者。

　　作为名父之子，他们大多不是不想超越父辈，而是规律的局限。历史的河流，被父与子两代人同样成功跨过，其机遇率比彩票中奖还难。对名父之子而言，一，先人的余泽，使他们容易满足；二，先人的光芒，使他们黯然失色；三，先人成名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着改变，所谓“时不再来”，“机不我遇”，就是这些名父之子面临的窘境。若是从遗传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从耳濡目染的角度，从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角度，名父之子成为名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话说回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这么一回事；然而，龙不生龙，凤不生凤，老鼠的儿子偏偏不会打洞，实际上也是可能的另一回事。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中，有一篇《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有不少的名父之子，却走向了其父辈的反面。赵翼举了很多唐朝的例子：如房玄龄，如杜如晦，都是唐朝李世民视为股肱的宰相。“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当世语良相，常称房、杜。”但他们两位的后裔，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杜如晦的儿子杜荷，都是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因为谋反而被诛杀。如果说这两位名父之子的死，有武则天的政治迫害因素，而高宗、武后时的名相狄仁杰，他的儿子狄景晖，则是咎由自取的败类了。“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因他生性残忍，虐杀无辜，当地老百姓被欺压得无以为生，起而抗争，愤怒的群众将他父亲的生祠也给推倒了。

　　开元时期与姚崇同为名相的宋璟，“直声震天下，而其子(宋)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同样，历事肃宗、代宗、德宗的名相李泌，“其子(李)繁乃党于裴延龄。”裴延龄是当时人所共识的坏蛋，这个名父之子，竟然与其沆瀣一气。“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赵翼叹息道：“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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