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留下。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钱钟书、杨绛为著名学者、文学家)

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

　　1949年春天，宋云彬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 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但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宋云彬为著名学者、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俞平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

　　1949年的俞平伯，对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南下感到惘然。面对陈寅恪九年前给他的旧稿，他说：“陈今已南去，兵烽间重读尤惘然也。”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题是：走，还是不走。俞平伯选择了留下。面对新政权，俞平伯是拥护与支持的，但在拥护与支持的背后也有疑惑与忧虑。为了适应新时代，俞平伯努力改变着自己。他参加座谈会，听周扬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状况，学习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还曾就“如何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写新诗的俞平伯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俞平伯对新诗的重拾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迎合新时代的文艺要求。面对新中国的新气象，毫无疑问，俞平伯的心情是兴奋而又激动的，这种心情也是当时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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