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有一股“国学热”，重视我们优秀的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担当起传承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任，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到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首届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与服务学术研讨会上，北大教授汤一介指出：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我们决不能再提出个什么“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提法。

　　“国际中国学”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这一学术的基础性资料的编纂和整体性研究方面，以及在研究机构的建设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方面，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这一学术在世界各国本土的运行状态。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认为，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30余年间，中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它在一个广泛又深刻的层面上显示了我国经典人文学术正在走向世界学术之林。

　　然而，到底应定位为“中国学”还是“汉学”？研究中国学到底应该把握哪些问题？在国外学者的眼里，中国学是怎样的状况？9月8日，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庆祝建馆一百周年系列庆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互知·合作·分享——首届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与服务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加拿大、中国等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学研究文献资源典藏服务机构的学者70余人出席了会议，就中国学研究历史与展望、中国学研究中的文献信息服务等诸多话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也是国家图书馆开展中国学研究与服务的第一次正式公开“亮相”。

中国学还是汉学？

　　究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学术概念来规范“国际中国文化研究”？

　　这一学科从上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尽管成果丰厚，但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严绍璗自1980年出版《日本中国学家》和1991年出版《日本中国学史》以来，一直使用“中国学”的概念，刘东教授主编了数十卷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也称这一学术为“中国学”，采用的英文名称为“Sinology”。复旦大学的学者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学术集刊，也称名“中国学”。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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