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概念表述的差异，意味着我们对这一学科本质的理解与把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事实上又表现出我们的研究在学术史的层次上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和不够清晰的层面，从而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中，事实上也还存在着不同学术概念的混乱、差异和讹误。”严绍璗说，我必须说明的是，学术史上关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所表述的学术内涵，是具有历史进程的时间性特征的，由此而决定了研究的内含的价值观念具有不同的趋向性，以及研究内容的能动的增容性特征。

国学热谨防“民族主义”

　　当前我国有一股“国学热”，重视我们优秀的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担当起传承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任，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到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谈到“中国学”时表示：国外有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要“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从了解中国、借鉴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发展他们自身文化。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我们决不能再提出个什么“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提法。

　　“目前，对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虽然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汤一介说，即使我们在学术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仍然应该谦虚，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目的是要了解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无论对的还是错的对发展自身的学术文化都是有意义的。汤一介指出：“中国学”研究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相互“理解”。上海社科院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经验是为中外学者搭建一个连续性的平等对话的平台，以增进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这个经验应受到重视。“对话”是为了相互“理解”，以至于达到“和平共处”。只有承认不同文化间可以平等对话，不同民族与国家才能通过平等对话而和平共处；不同民族与国家才能在对话中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的对话”从而才能“真正的进行并顺利完成”。

　　我国早期的“经典”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点。为什么如此？汤一介分析，除了由于我国的“国学热”对海外的影响之众，当前海外的汉学家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而其中中国的《五经》和近几十年出土的先秦文献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要认真研究的。从世界各地思想出现“新轴心时代”的呼唤，也许印证了马克思·韦伯的看法。韦伯总结了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他认为，每一次思想文化上新的飞跃都要回顾其历史文化的源头，从而使其重新燃起火焰。而这种回归思想文化“源头”的事情，总是为人们提供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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