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大转折。我在千辛万难中获准到美国探亲，那个时期保钓运动正在各大校园热烈地展开，留学生的爱国热忱感染着我。有一次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园内，观看留学生放映的纪录片，我头一回看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实况录影，战乱的景象与我儿时的记忆相连，也唤醒我脑海中的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页的史实。鸦片战争之后，不只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欺凌我们，这一道道历史伤痕，将我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民族意识作了实质的联系。这时我读《庄子》思乡情怀的声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越之流人……去国……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在我心中就泛起了一层新的时代意义。

　　同年秋天，我回台湾大学任教，留学生所兴起的反帝民族主义思潮似乎也随着我的返回校园而在师生的言谈间渐渐口耳相传开来，由是引发了台大校园内首次的统独论战。在一场年底举办的“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我的言论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高度敏感，台湾当局为了进一步压制校园内的保卫钓鱼岛运动，遂指使特务机关利用寒假时机逮捕了参与反帝爱国运动的保钓人士。这个事件成为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导火线，在此事件中共有十三位年轻的教师被先后解聘。之后我被“安全”单位设定为殷海光老师过世后的首要目标，因而不被容许在台湾任何大学上课或演讲。这时只好记取着庄子的告示：“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那几年里，我在家中读书思索，写出了一本小书《古代的呼声》，藉古人抒发当时的心境。

四

　　从一九八九年到二○○一年这段时间，我的写作主要是探讨战国《易》学的道家化以及道家在哲学史上的主体地位等问题。二○○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使我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维角度，我由以往文化儒家和哲学道家如何互补的问题，扩大到东西方文化如何对话的问题。

　　在中西文化中，最能够在异质文化间进行对话的，莫过于庄子。无论苏格拉底的对话，或《论》《孟》中的对话，都比较属于同构型的对话，而唯有在《庄子》书中，可以看到它不停地运用异质性的对话来表达人间哲理。

　　在中国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庄子的思想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佛学思想进入中土，道家有接引之功，庄、禅的会合更在隋唐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北宋儒学明确排斥佛老，却暗中援引庄子，无论在理论的建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上，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们遇到了比佛、儒更具有强烈异质色彩的西方文化，中西对话的工作，需要儒释道共同来承担。而在共同承担之中，庄子思想最具关键性，因为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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