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始于隋唐，迄于清末，在中国存在了近十三个世纪。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在西方》一书中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则盛誉科举制度乃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近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为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科举学”而不懈努力。

　　至晚从北宋开始就有了“科举学”这一提法。当时是指“科举之学”，即“应举或备考科举的学问”。刘海峰先生则是现代“科举学”的首倡者，始于1992年发表的《“科举学”刍议》一文。而后陆续发表了《“科举学”发凡》等数篇带有建构性质的论文，2005年又出版了“科举学”的扛鼎之作《科举学导论》。他把“科举学”界定为“以科举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今天，“科举学”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一门显学。

　　旧时，本无“文献学”之名，人们习惯上把从事整理、研究古文献的工作称之为“校雠学”，所以校雠学乃文献学之别名。“文献学”这一提法始于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它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至于“科举文献”，骆兆平、沈登苗等先生曾有论述，刘海峰先生也于2003年在第32期《台大历史学报》上发表过《科举文献与“科举学”》一文，并在《科举学导论》中专辟《科举文献论》一章，认为“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其涵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法。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随着“科举学”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国际化，亟须建立一门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或者说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

　　“科举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业师龚延明先生常对我们讲，已故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特别强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职官、科举等名物制度的认知水平”。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毕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清代硃卷加以搜集、整理和影印出版，他认为“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科举文献，尤其是其中的试录、试卷、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是科举制度、科举史、科举人物等方面研究的基石。文献的匮乏，常常令我们束手无策。相反，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阐释也可能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科举学”研究推向深入，就必须从现存科举文献，尤其是原始文献——试录、同年录、履历便览、硃卷、题名碑等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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