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变化最大的还是父亲，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负责押送故宫国宝南运的第一人，又因为朋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打抱不平而陷入“故宫盗宝案”，吃了寃枉官司。解放不久他就收到陈毅市长签署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聘书。那时父亲已将“故宫盗宝案”的申诉材料寄给北京的毛主席。1950年初，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受毛主席委托来上海，在上海大厦接见了由市委统战部部长周而复陪同的父亲。董老代表毛主席对父亲的申诉作了答复。他首先肯定了父亲对创建故宫博物院、保护国家文物所作的贡献，表示了对父亲在国民党黒暗统治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明确表示将为“故宫盗宝案”昭雪的态度。26年的冤案，终于洗雪有日，父亲兴奋之余，与徐森玉老先生一道，为文管会的创建四出寻找办公场所。不幸血压升髙，患脑溢血而卧床不起，右手失去活动能力。他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左手功能，没有多久，就能用左手写字、绘画了。两三年內，他作画多幅，寄给分散在各地的儿女，要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能力。

　　1955年，祖光大哥将父母接到北京安居。大哥在迎接父母的同时，也迎来了十多个装满文物古董的大箱子。这是父亲一生以自己的工薪收入购买收藏的文物古董。这些文物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自南京逃往重庆，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有几幅珍贵的字画因放在防空洞內受潮霉烂受损，又花重金重新装裱收藏，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再转上海，这次又回到北京。大哥看到这些古董，有些发愁了：这里有不少是国宝级的文物，价值连城，放在家里怎么办？他想，父亲必定会同意将这些尽心竭力保护下来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当时父亲已患病四年，讲话口齿不清，但头脑思路清楚。大哥找机会对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世代期望终于出现的一个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的政府，这些宝物我们自己保管、照顾都十分困难，我的意思是全都捐献给国家，好不好？”父亲完全听明白了，他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大哥立即找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说明此事，郑振铎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大哥的朋友。郑先生和著名文物鉴赏家唐兰教授第二天就来到我们家，全家动手将箱子打开，重要文物一一过目。郑、唐二位十分兴奋，啧啧赞赏不止。郑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并问：“需要多少钱由国家收购？”大哥立即回答：“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代价。”父亲微笑点头，表示了全家都是这个意思。那天郑、唐两位精选了241件文物，运往故宫博物院。30年后的1985年10月8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其中列举出30位捐献者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父亲吴景洲(父亲字“景洲”)。

　　父亲对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国家文物的保护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晚年又将一生收藏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父母亲还将如此众多的子女送上革命道路，这都是他们对我们国家作出的贡献。

　　解放前热闹非凡的家，随着兄姐们纷纷离去而变冷清了，家里只剩下父母、我和八妹。母亲每天为服侍父亲而忙碌。后来兄姐们又送来了三个孙辈(吴彬、吴欢和吴欣)，也由她照顾。她支持了兄姐嫂子们的工作，当然，我也做了几年“代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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