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一谈起国学，一谈到古风，脑子里冒出的就是“温良恭俭让”，这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误读，似乎只要表露一些真性情，就是国学涵养不深，这更是一种谬见。道家对真性情的推崇自不必说，儒家也是把真性情看作做人与学问的基础。在孔子的思想中，“直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直”就是要人展示真性情，冯友兰对直的解释是“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是一种率性之道。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就是强调人在生活中应奉行“直道”，他认为那些不直的人能生存下来，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罢了。孔子还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认为古时三代之所以值得人们景仰，就是因为奉行直道。

    因为有孔子对直道的推崇，《中庸》开篇便强调“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认为率性之举体现的是对天道的敬畏，只有把外在天命转化为人内在的真实性情，才是真正的求道。“诚”在儒家看来是直道的实践原则，而圣人不过是实现了“至诚”的人，怀有赤子之心，内心不受任何蒙蔽，展示出的始终是真实无妄的情感。当樊迟问孔子，如何能让社会实现“仁”的境界时，孔子的回答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举用正直的人，让他们在枉曲之人的上面，才能使枉曲的人也变得正直了。

    有了直道作为思想基础，孔子明确说与“谦谦君子”比起来，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者一般性格外向，不拘一格，狂放激进，蔑俗轻规；而狷者多性格内向，清高自守，独善其身。这一张一弛的儒家风范也成为历代大学者的追求。后人多误解孔子所说意思，舍却狂狷，直接寻求什么“中行”之道。孔子所言“中行”，并不是指狂狷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而是指进则进取、退可不为，时而狂时而狷，二者兼而有之的求道行为。

    王阳明更是欣赏狂狷之士，他认为“乡愿”往往会以忠信廉洁来博取君子的信任，又以同流合污不得罪小人，所以你指责他都找不到地方。然而你去探究他的内心和精神，其实早已被损坏了。他评论自己认为，过去也有乡愿行径，后来因为相信良知就在明辨真是真非，便不再掩藏自己的言行，于是成了人们眼中的狂者。他说，即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是遵从良知在行为。

    细察中国历史，可看到能让历代推崇的文人多属狂狷之士，或者狂，或者狷，或兼而有之。从“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善为“青白眼”的阮籍，到“我本楚狂人”的李白、“自笑狂夫老更狂”的杜甫，到“嗟我本狂直”的苏东坡、“遂为狂疾”的徐文长，再到“其心狂疾，其行率易”的李贽、“负尽狂名十五年”的龚自珍等等，可以说历代很多著名学者都留下了或狂或狷的美名。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推崇这种狂狷行为，他们又怎么可能在青史上留名？

    牟宗三有个观点，很值得当代人思考，他认为儒家的狂狷之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浪漫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今天的知识界或文化界，缺的就是这种有浪漫或创造精神的狷介之士。或者说，多的是那种貌似狂狷却只懂得谈风论月的狷介之士，而真能做到旷达超脱又铮铮铁骨的狷介之士则非常之少。狂士再狂，狂的是对权贵官僚的不屑，狂的终究还是人格和学识。还是那句老话，狷介之士肯定不是一只任人打扮的小兔子，没事让嫦娥姐姐抱抱，就可标榜出超然浊世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