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好找到了台阶，顺势退场，高高兴兴地结束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选择钱钟书作为自己学问的研究方向，完全因为偶然，首先考研就是开玩笑，就是一场人生游戏。说到个人兴趣，我更喜欢外国小说，也喜欢唐诗宋词，不感兴趣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考研只是陪公子读书，一位朋友一定要拉着我陪考，说考研乃人生第一大无趣，必须有个难兄难弟陪着送死。如果这哥们当年提出考比较文学，考古典文学，我们也完全可能会冒险尝试，能否考上说不准，也许考不上，也许就考上了。

　　从考上到正式读研，有半年时间，这是一段十分闲散的日子，春风得意马蹄轻。我在大学做老师，不上课，当两个班辅导员。马上要离开这个单位，谁都不把你当人看，我趁机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同时恶补现代文学知识，既然考上了，原来必须拿在手上的敲门砖，譬如王瑶版《中国新文学史稿》，譬如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便可以堂而皇之扔到一边。那阵子，看最多的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最后选择了钱钟书，显然与他的极力推荐有关。当时看的是台湾版，夏的观点与大陆的主流定论截然不同，旁观者清，我既上了现代文学这条贼船，自然会想到在学问上有些反动。

　　考上研究生是一九八三年，那年头招生不多，导师要带完了这一拨弟子，要等学生毕业，拿到了学位，才能接着招下一批次。当时的风气是拨乱反正，翻案成风，好挖掘出土文物，动不动从角落旮旯扯个被埋没的好作家出来。记得我曾很老气横秋地告诉祖父，说沈从文小说不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写得好。祖父听了很生气，说谁都知道沈的小说好，当年我就编发过他好多小说，人家有名得很呢，只是你们孤陋寡闻，并不是别人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祖父，自己最后选择了钱钟书作为研究对象。祖父已经老了，他对我要研究什么，未来有什么理想，并没有太大兴趣，通常情况下，只是希望我能陪他多说说话，说点古今中外的段子，清谈可有可无的掌故。考上大学，读研究生，看了不少书，在老人眼里都不是事，都不算出息。

　　促使我选择钱先生的更重要理由，是因为读了钱《宋诗选注》的序。虽然只是一篇小小的序言，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同小可，仿佛晴天遭遇劈雷，又好像沙漠上突然见到了绿洲，我完全被颠覆了，一下子醒悟过来学问该怎么去做，明白仅仅去翻案，为反动而反动，并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因为这篇序言，我开始对钱先生入迷，到处搜罗他的文字，把搁在祖父书桌上的四卷本《管锥编》据为己有。老人家有些吃惊，不明白一个即将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竟然会对这种书有兴趣。他显然是怀疑我的古文程度，而且还有那些引用的近乎奇怪的洋文，明摆着我不可能看懂。作为一位五四老人，祖父肯定不赞成我走吊书袋的旧路，但是也没有反对，只是奇怪我的兴趣所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真的有些弄不太明白，年轻的一代究竟应该怎么才能做好学问。

　　事实上，我还没有开始读研究生，做学问的方法已经给自己确定好了，这就是研究哪一个具体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打通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要用自己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如果有可能，我将写一篇像《宋诗选注》序那样的文章，写一本个人风格的文学史。钱先生的学问太大了，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谁也没有那个能耐可以完全学他，要学只能学一部分，学一点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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