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太好高骛远，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钱先生的粉丝。曾见到过这样的记录，那就是祖父曾给钱先生写过字，向祖父要字的人很多，然而看到钱钟书的名字，我忍不住有些心动，想拜见的念头一闪而过。如果说我一生中，真有过什么特别强烈的冲动，想冒昧地见一个什么名人的话，那么就是这位钱先生了。和同龄人相比，我见过的文化名人并不算少，或许这想法不是不能实现，事实上也有过这样的机会。后来钱先生仙逝，我曾向吴泰昌表示没有见上一面的遗憾，吴笑着说这事别人不容易，在你真是不应该。

　　只能用不要去考察下蛋的母鸡来安慰自己，我只能这么去想，一个真有能耐的人，不应该去当别人的崇拜者，应该让别人来崇拜你。有人知道我研究钱先生，常常问我他的小说究竟有什么好，他的《管锥编》为什么要用文言，我总是喋喋不休解释，一次次强调，一次次叫好，完全像一个拉赞助的。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代表着治学的最高境界，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知道对某个人过于喜欢，常常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

　　如果我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毫不犹豫地把这奖颁给钱先生。如果真有所谓国际水平，钱先生的著作就是国际水平，代表着行业的最高水准。多少年来，我一直把《管锥编》当作小品文读，厚厚四大卷，随意挑出一段，可以品味很久。也不知道幸运还是不幸运，我三心二意，最终成了一名写小说的人，与学问越来越远，与当初选定的专业几乎没有任何瓜葛，基本上就是不学无术，但是床头经常堆放着的，仍然是钱先生的作品。我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钱先生，虽然都是二手，虽然很芜杂。

　　总是忍不住要想象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文革”如火如荼，钱先生下放干校劳动，拿很高的薪水，干的活也就是当个负责收发的邮递员。对于一个脑力工作者来说，这差事并不差，唯一可惜的是没书读。按照我的傻想法，钱先生当时真走火入魔，偷偷地闭门造车，不顾一切写起小说来，未必就是什么滔天大罪，未必会被捉起来严刑拷打，而且很可能一出手就是一本《红楼梦》，以他的绝世才华，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

　　写小说并不需要什么书，并不需要资料，闲着也是闲着。

　　小说家最好的写作状态是与世隔绝，没有名利之争，没有衣食之忧，被世人所忽视，为大众所遗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干校不是世外桃源，“文革”也不是与文化有关的一点事都不能做，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也就做了。如果预感到文化专制毕竟暂时，黑暗必将过去，一个真正想写作的人，或许就可以有所作为，更不用说知不可为而为。过去总强调“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忽视了写作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独一无二，是作家谁也拦不住，是金子终究会闪亮，干校时期的钱先生十分压抑，有劲没处使，有力气没地方花，可是正因为这种压抑，一旦离开干校，一旦有机会，他立刻投入到了《管锥编》的写作之中。

　　在很多人看来，《管锥编》只是学术著作，与小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写作热情和理想寄托，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说白了，写于“文革”中的《管锥编》是部穿着学术外衣的《红楼梦》，是一本真正意义的大书，它博大精深，内容无所不包，太值得我们用异样的眼光去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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