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冬，陈寅恪打算赴英国接受剑桥大学之聘请，同时医治目疾，结果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九龙，先生不得不困居九龙半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先生典衣卖物，可以说到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境地。有一个叫松荣的日本人作中日文化协进工作，送面粉给陈先生，陈先生和夫人力拒，宁愿饿死，不吃日本人的米面。后来日本人又拿出四十万日元强付先生办理东方文化学院，先生也予以回绝。后来多亏朱家骅营救，先生才于1942年5月5日脱离虎口，于6月18日辗转到达桂林。这一段漂泊陈先生可谓备尝艰辛。他自述道:“寅恪六月十八日抵桂林时，已两月未脱鞋睡觉。”先生挚友吴宓闻陈寅恪脱险，在《答寅恪》一诗中有“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的惊喜之句。

　　先生本欲往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广西大学当局闻讯，力加挽留，再加之先生挚友、时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并兼任广西大学教授的李四光也力荐先生去广西大学任教，先生便留了下来，直至1943年12月底先生任教于从北平内迁来的燕京大学，此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桂林。先生在桂林著述颇丰，撰有《朱延本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述辽史补注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稿序》等代表其学术水平的论著。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家无隔夜之粮的窘境下，陈寅恪先生仍笔耕不辍，以笔墨曲吐自己的爱国情怀。先生“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见《朱延半〈突厥通考〉序》)。其所论荦荦大者，往往以小窥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功力。陈先生一生共为他人作序十四篇，桂林时期即有五篇。或奖掖后学，或洞微知著，无不彰显一代学术巨擘之风范。其大著《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认为玄学的“有无之辨”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三言两语，拨云见日，令人叹服。

　　先生其实和桂林有不解之缘，除了抗战爆发时逃难曾路经桂林，先生的夫人唐筼晓莹，祖籍广西灌阳，所以唐筼称“良丰”为故乡，并云“故乡亦短梦，他乡何处寻。”唐筼之祖父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同治四年(1865)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出关援越抗法，因功为清廷擢升二品秩，加赏花翎。光绪十五年(1895)，中日黄海大战失败，李鸿章同伊藤博文签定《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奋起抵抗，丘逢甲等爱国人士组织武装抗日，并成立“台湾民主国”，公推唐景崧为大总统，以兰地黄虎为国旗，建元“永清”，表示永远归属并忠于清朝。唐景崧致电清廷表示:“台湾士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有发表文告曰:“仍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后来清廷将台湾交给日本，唐逃回厦门，后闲居桂林，光绪二十八年冬(1903)病逝于桂林。

　　先生时为“部聘教授”，在西林校园碧云湖水楼上，为法商学院政治系的学生讲授“唐代政治史”。陈先生授课时，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和实证性。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将历史资料一网打尽，用来佐证历史史实，之后才可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在研究方法上，先生也不拘于门户，主张博取众长，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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