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他的史学方法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不属唯心论，也非唯物论，可说是多元的史学方法;既吸收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逐渐形成了“史诗互证”的史学方法与理论。如他讲韦庄《秦妇吟》一诗的考证。说汉唐以来，由于关中地区开垦过度，森林植被被严重破坏，加上西北风沙造成沙漠逐步向东扩展，以致关中富庶之区，日渐衰落。当时漕运困难，长安缺粮，加以统治集团奢侈腐败，天灾人祸，使百姓饿死无数，由此引发黄巢之乱。随着东南长江、珠江流域的经济开发，遂使中国古代都城自汉唐以后，逐渐又长安向洛阳、开封、杭州、南京等地迁移。他从敦煌石窟发现的一首韦庄的佚诗中描绘了唐代的一副流亡图，考证出中国历代京都逐步东迁的原因，见微知著，通古今之变。(见李坚的《陈寅恪二三事》)
在1951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提出了“史诗互证”的史学方法与理论。“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胡晓明语)。实际上，在桂林时期，先生这一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先生治史，始终以自觉地去蔽求真为指导思想。他说:“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史诗互证”取其两意:一是以诗文论证史料或补证史书，相互引发，即“以诗证史”;第二是以史事解释诗歌，以通解诗歌原意，即“以史释诗”。季羡林先生认为:“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但陈寅恪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纪念陈寅恪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诗史互证”作为陈先生最有影响的史学研究方法，将文史结合，以小说、诗文证史，纠察正史之阙漏，或另备新说;又以史实来佐证小说诗文，探求所载之实，勾勒历史迹象，开辟出一条史学研究的新路径来。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