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凯教授开宗明义，宣称，“我的推荐书单旨在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矫正。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第4页）他具体做法是选择了相当多的作家，将他们“非主流”或“非代表性”作品列出并作出评述。例如好玩的书就有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大家如康拉德的《特务》，而非其《黑暗的心》；哈代的《境遇的嘲讽》，而非《德伯家的苔丝》或《还乡》；奈保尔的《神秘的按摩师》，而非《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或是《米格尔大街》；乔依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非《尤利西斯》等等“非伟大之书”，即不入高校课程或经典选集之列的作品。然而这份所谓的至乐书目中却包含了至少在笔者看来绝不轻松的书，如燕卜荪的《含混七型》、萨特的《词语》、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以及叶芝的《诗集》等等。这些书要弄明白，也决不可能快乐。当年笔者曾细读燕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今日回想起来，不仅没快乐，而且痛苦。若要中国文学教授开出至乐之书单，至少会有几部工笔素描身怀飞檐绝技、熟谙乌龙扫地之“小”说，因为看这类小说，不用费神思考“我思故我在”或在当下浮市绘中何以“诗意地栖息”等文学俯卧撑的问题。看来，阅读即便有至乐，也是见仁见智，难以划一。估计这个书单，是为凯教授本人“带来了快乐”。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凯教授坚持认为，书之所以有快乐，是因为“读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籍这种媒介与电影和电视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电影和电视所传递的图像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们要表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印刷文字则不然。它们只是纸上的黑色标记，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第2页）其实，影视作品中又何尝没有需要“召唤”的空间，内中所传递的东西需要观者填补的方面多矣。镜头语言、背景音乐、色彩和道具、形象和意象的蒙太奇穿插等等，无不需要观者通过看和思才能获得意义。若有兴趣比较近获大奖的电影《阅读者》（The　Reader）和同名小说，视觉符号与文字符号在表现德国特定时期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普通人或中间人（不同非敌非我的简单二元模式）来揭示战争对人心灵的创伤、对那些无助的社会底层人的压抑，同样是深刻的。其中并无高低之分，只是各有千秋。所谓“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旨意的表现手法不同而已。

　　因而凯教授开出这份书目，也是一家之言。但一位大教授能够列出“伟大”之外之书，也的确难能可贵。其实古之名言，“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读书之乐，也自然会乐得不同。“操曲晓声、观剑识器”，其实不论哪一类书，真正使读者有了阅读的冲动，拥有读后的回味，也自然会给读者带来快乐。然而，笔者窃以为，个中最为关键之处乃读书得以通达至“养心”之径。禅宗公案中的“旗动、风动、心动”至今让人饶有兴趣，正是点明了俗人内心的暗室。今日国内学界大浮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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