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勤于儒家经典的具体诠释，留下了一批精心结撰的经注类著述。从中可以看到，朱熹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首先，极力倡导以修己治人为经典诠释的根本目的，以期世人在儒学精神的熏染下“变化气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特别是儒家伦常扫地，整个社会道德失范。对此，朱熹曾在上呈朝廷的封事中指出:“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蒿目时艰，朱熹深以为忧，极力呼吁收拾人心，转变社会风气。他曾在《戊申封事》中把“变化风俗”作为匡救时弊的六策之一进呈皇上。然则，如何“变化风俗”呢?在朱熹看来，方法和途径虽多，但最重要的就是让世人在经典诠读之中接受儒学的熏陶和化育。正如他在壬午、己酉所上封事中所言:“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讲学以正心”。此所谓“学”，主要是指“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反之身以践其实”。

　　基于自己所筹划的上述救世之策，朱熹一再倡言:“士之必于通经，正为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耳”;“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这也就是说，诠读经典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要通经明理，对经典达成知识论意义上的“知”，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价值理想化为自我行为的动力与指南，能于日用间“谨守力行以践其实”。其所言“践履”或“力行”，主要是指修己、治人两端，即其所谓“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就朱熹所论看，诠读经典以修己，就是在“切于日用治心修己处，反复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处即痛加矫革”。而诠读经典以治人，就是依循儒经构设的德性社会理想，投身于改善社会的实践，施行人文关怀，“安人、安百姓”。在朱熹看来，世人如果都能以修己治人为经典诠读之鹄的，则“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

　　其次，努力创新经典诠释方法，确立以文义训诂为基础、义理阐发为指归的解经模式，以期将经典义理引入当代社会，干预现实生活。

　　朱熹静观现实，清楚地看到，儒门之“书虽有存者，皆不过为世儒诵说口耳之资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实，必求其理而责之于身者也，是以风俗败坏”。由此，他深深地感到，欲使儒经有效地介入现实生活，发挥其扶正人心、敦厉风俗的教化功能，就必须穷究、推明儒经的精神义理。他说:“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如是而学者犹有不率，风俗犹有不厚，则非有司之罪”。

　　因此，朱熹十分关注经典诠释方法论问题，努力寻求切实有效的诠释方法，以究明儒经的精神义理。他对汉、宋儒者的解经之法作过深刻的反思，认为前者“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但于经典“得其言而不得其意”，缺少一种深度的精神性追溯与阐释，致使儒经的义理难以开显;后者虽然注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但往往“脱略章句，陵籍训诂”，“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斗高，随语生说”，陷入空衍义理而义理无据的泥淖。有鉴于此，朱熹对汉、宋解经之法辩证扬弃，创定了以文义训诂为基础、义理阐发为指归的解经模式，构建了文义诠释和义理诠释相结合的方法:“虚心看他圣贤所说文义指意，以求义理之所当”;“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在他看来，像这样把义理诠释建立在文义诠释的基础上，“方有个衬簟处，这义理根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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