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2日，春寒料峭，鲁迅往狄思威路766号二楼的藏书室查找书籍，因受了寒凉而突发气管痉挛，气喘剧烈以至支持不住。幸好有医生在近旁，立刻注射一针，症状得以缓解。此后鲁迅又卧床三日，方能起身，而一场致命大病已由此引发。 

　　鲁迅并不惧怕死神的降临，反而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抓紧做事，用小跑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鲁迅割舍不下的是休戚与共的亲情，远在北平的老母闻知长子病势趋重，也是无日不在惦念。鲁迅自知瞒不过母亲，《北平新报》上就登载过《鲁迅先生病况》之类的文章。

　　鲁迅给母亲写信，平均约每月一封，篇幅都不长，内容也总是报知上海这边的家中简况，以免老人家挂怀。3月20日起，鲁迅跟母亲提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病情了：“现已可称复原，但稍无力，可请勿念……大约小心寒暖，则可以无虑耳。” 4月初又去一封信，说是每天在喝一种可止咳的茶，似颇有疗效，咳嗽减轻了许多。5月7日的信中称：“早已复原，不过仍是忙……”

　　然而此后两个月，鲁迅一直没有给母亲写信，因为“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沈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其间，鲁迅一直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25天，直至7月1日才恢复。关于自己的近况鲁迅请三弟周建人代向母亲转告过，而当他7月6日亲笔给母亲写信时，“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这也是他此次能动笔后所写的第一封信。8月23日鲁迅写信告知母亲，病已又比先前好了许多，可一时仍离不开医生，本想到外地去疗养的计划暂时还不能实现。9月3日鲁迅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坦承“确是吐了几十口血”，却又轻描淡写地解释：“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吃了医生开的药就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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