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2日，春寒料峭，鲁迅往狄思威路766号二楼的藏书室查找书籍，因受了寒凉而突发气管痉挛，气喘剧烈以至支持不住。幸好有医生在近旁，立刻注射一针，症状得以缓解。此后鲁迅又卧床三日，方能起身，而一场致命大病已由此引发。

    鲁迅并不惧怕死神的降临，反而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抓紧做事，用小跑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鲁迅割舍不下的是休戚与共的亲情，远在北平的老母闻知长子病势趋重，也是无日不在惦念。鲁迅自知瞒不过母亲，《北平新报》上就登载过《鲁迅先生病况》之类的文章。

    鲁迅给母亲写信，平均约每月一封，篇幅都不长，内容也总是报知上海这边的家中简况，以免老人家挂怀。3月20日起，鲁迅跟母亲提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病情了：“现已可称复原，但稍无力，可请勿念……大约小心寒暖，则可以无虑耳。” 4月初又去一封信，说是每天在喝一种可止咳的茶，似颇有疗效，咳嗽减轻了许多。5月7日的信中称：“早已复原，不过仍是忙……”

    然而此后两个月，鲁迅一直没有给母亲写信，因为“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沈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其间，鲁迅一直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25天，直至7月1日才恢复。关于自己的近况鲁迅请三弟周建人代向母亲转告过，而当他7月6日亲笔给母亲写信时，“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这也是他此次能动笔后所写的第一封信。8月23日鲁迅写信告知母亲，病已又比先前好了许多，可一时仍离不开医生，本想到外地去疗养的计划暂时还不能实现。9月3日鲁迅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坦承“确是吐了几十口血”，却又轻描淡写地解释：“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吃了医生开的药就止住了。”

    9月22日的信，是鲁迅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在北平的家人正为鲁迅渐趋痊复而甚感欣慰，却未料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

    5月31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地请了一名肺科专家为鲁迅进行检查和诊断，专家认为其抵抗力实属罕见，而病情也确已危重。鲁迅曾经学医，对自身状况十分清楚，尤其是步入中年后一直疾病缠身，而他始终对母亲隐瞒着。1936年初春过后，鲁迅的身体已极其虚弱，体重竟不足40公斤。其实，鲁迅的抵抗力应与乐观的态度和坚韧的毅力密不可分，从其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病痛和死亡等闲视之，从未流露出半点悲观和绝望。

    在致母亲的最后几封信中，关于病情，鲁迅并未全盘如实相告，而总是强调复原和好转。他反复这样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万请勿念”，希望母亲不要为他忧心忡忡。在这一封封简短的信件中，凝聚着鲁迅对母亲的拳拳孝心。这片赤子之情，至今犹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