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文明遭遇了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强势冲击。作为对外来挑战的被动仓促回应，几十年之间，中国经历了在军事和器物制造方面学习西方，在政治制度方面仿效西方，直至在思想文化方面全面向西方开放学习三个阶段。

　　在回应接纳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价值全面崩解断裂，西方传统和近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中国的移植和生长则艰难曲折，中西文化价值的融合、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价值在全面断裂后的接续至今尚在进行之中。

　　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是这一史无前例文化巨变时期的重要文化人，他们分别是中西古典主流文化与西方近代主流文化价值在20世纪中国的传人。出生于洋务运动末期，早年他们都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解体（辛亥革命）时，他们正游学海外。由于文化立场不同，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革持不同态度。青年时期他们都长期留学西方，致力于深入研习西方文化，与此同时反思中国文化的不足，对西方古典和近代主流文化各自情有独钟。在中国吸纳西方思想文化的第三个阶段，他们回国效力，在学术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西方近代主流政治文化——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致力于向中国引进西方近代主流文化价值——近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倡导理性精神和宪政、民权、民主等政治理念。陈寅恪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在其学术研究和生命实践中都着意保存承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实践、弘扬西方古典理性精神，在学术上倡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陈寅恪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儒家文化）的保守者，也同时是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理性精神的引进者和发扬者，而在后一方面，他不仅与胡适是一致的，并且，在对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深层把握上，陈寅恪比单纯提倡实用科学和归纳方法的胡适更加深刻到位。

　　由于对传统儒学价值的取舍不同，他们对宪政民主政治的态度有异，不过，在自觉实践倡导西方思想的根本价值——理性精神——方面，两者完全一致，都是学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在基本文化倾向上，两者都是入世的，肯定人生和社会，在生命终极关怀上，都采取了“僧道耶无缘”的立足于人生和现实世界的人文主义立场，都是理智的无神论者，都致力于将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落实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上，都自觉通过立德、立言、立功来实现人生的不朽价值。在学术兴趣方面，两者都勤奋好学，博闻强识，富有客观气质，承续清代实证学术传统，重视语言、文字、音韵等“小学”功夫，爱好历史考据，自觉学习实践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两者自幼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人格磊落，正直不阿，恪守传统人伦道德，青年时代都长期在海外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富于理性精神，善于独立思考，倡导思想自由。两者都德才兼备，既是传统儒家意义上的君子儒，也是西方文明意义上的绅士知识分子。在对妇女的态度上，两者更有着惊人的一致。保守儒家文化价值的陈寅恪和提倡近代自由平等价值的胡适都主张男女平等，尊重女权，两者都极为欣赏独立自尊、思想自由、富有才华的知识女性。

　　陈寅恪是传统儒家意义上的文化贵族和知识精英，亲历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断裂，他的生命充满了文化悲情。始终寄命于传统儒家价值，他是伯夷、叔齐式的现代文化遗民。他无书不观，过目成诵，具有超常的记忆力，被称为“读书的种子”。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将传统文化与个人生命融为一体，为传统文化所化，他自觉担负起承传神州文化的历史使命。他终身使用文言文，善长古典诗词，工于对仗，精于用典，以古典寄托今情，将现实关怀寄寓在深邃的历史感中。他学贯中西，他的挚友吴宓曾由衷赞叹“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诗话》）。陈寅恪不仅博学，更具“卓识”，对历史资料具有罕见的把握和贯通力，在学术上能不断提出开创性观点，是现代中国出色的史学大家。他的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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