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越来越喜欢用“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一切之标准的语境下，人文学科的课程以及研究已经从过去大学的主体地位明显退居二线，甚至其生存的理由都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此一来，反对人文学科与为人文学科辩护这样两种声音，凸显的就不仅是两种教育态度，而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长期以来，两种声音彼长此消，争议不断。

　　最近的一次争论，源自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此公何许人也？费什现年71岁，一生都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成就卓著，不仅是在整个西方人文学术界具有崇高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人文学者，还是一位法学教授和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任教于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

　　近年来，费什在《纽约时报》网站开办的博客，成为浏览人数最多的学者博客之一，在美国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费什著述很多，最近的著作就是论述高等教育的《在你的时代拯救世界》。

　　2008年1月6日，费什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的文章，针对一份报告和一本新书，着重谈了人文学科的作用与价值问题。

　　文章中提到的报告，是当时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刚刚出台的一份涉猎广泛的报告。费什注意到，这份论述高等教育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而在随后对这个报告的众多评论中，人们有一个几乎一致同意的观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

　　对这样一个令人文学者不悦的事实，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人指责说，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要提升个体成为“一个人”。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有人则谁也不抱怨，但却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500强的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

　　接着，费什谈到了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科隆曼声称，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而现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科隆曼提出，如果“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力量的时代寻找意义”，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以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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