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科隆曼的观点非常明确，只有人文学科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费什对科隆曼所提出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说，科隆曼的观点“听上去很棒，但我还是有疑问。它(人文学科)是否真就是那样起作用的？人文学科真的就高贵吗？就此而言，人文学科，或者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否有责任拯救我们？”

　　费什的观点同样非常明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现世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也就是过时的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中所描绘的行动与思维的例子，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努力赶超的欲望。”因此，人们在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后，会钦佩卡尔顿代朋友去死的无私行为，在受到感动之余，愿意在未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当读者在惊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卖灵魂的故事后，再也不会愿意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然而在费什看来，“上述观念很好，但却鲜见有证据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证据在反对它。”

　　他认为，“上述观点如果属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为诚实的人必定是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成员，因为他们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伟大的书籍与伟大的思想，但作为一直待在那里(长达45年)的一员，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与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

　　费什指出：“科隆曼说，他所推荐的文本都与人生的意义有关，然而，那些学习了这些文本的人们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生，而不过是具有了一种新近扩充了的学科知识而已。”

　　“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拯救我们不关人文学科的事，它们不过是给一个州或者一所大学带来收益罢了。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做，如果‘做’点什么就意味着要在世界上带来一些效果的话。如果他们不给世界带来任何效果的话，那么，除了他们能够给欣赏他们的人带来的那分愉悦之外，就没有别的正当理由了。”

　　“至于‘人文学科有何用处？’的问题，唯一诚实的答案就是，怎么看都是毫无用处。而这样的答案带给这门科目的是一分荣耀。合法性赋予某种行为的价值，毕竟是来自行为表现之外的视角。人文学科的益处就在自身。”费什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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