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约知从秦汉到明清，地方政府的副职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制度，都经历了曲折多变的沿革。不过各具千秋之间，也有贯通历代的共同之处，就是副职的实际人数，往往比编制所定要多。没有副职，难以实施权力制约；副职太多，也会造成行政成本暴涨、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为此，从汉魏到晋唐，诸如《裁减丞尉诏》一类的“减副”文件常有发布，但是动真格很困难，如唐代德宗贞元三年，中央实施州县减副，总共才减了千余人，平均一个县还摊不到一个，居然“怨嗟盈路”。

　　历朝各代中地方副职超编最多的，要数宋朝。真宗咸平四年，有关部门汇报最新一次精官简政成果，谓裁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这么多干部，虽然中央各机构已经“员外加置，无有限数”，毕竟只能收容极小一部分，其他都分流到各部门各单位充实领导力量。王禹偁告诉皇帝：臣故乡济州，早先是一个刺史、一个司户(民政科长)，没耽误工作。以后陆续增添团练、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等各种官职，现在又安排了四个分管工商专营和特税征收的，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而这种现象，亦正是中国职官史上的痼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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