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先生去了，享年87岁。84岁高龄时，我请他批评刚刚出版的拙著《译事余墨》，他在他的大文中称我为“当年和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一同上下班的年轻同事苏君福忠”。“同事”一词不知如何界定，以我的经历，我和绿原先生做同事，始自版本图书馆那个编译室，历时上世纪70年代中的不足两年间。时间不长，却赶上“四人帮”覆灭，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出了一口恶气。但当时出了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将所谓“胡风集团”连带着批判，绿原先生的罪名也一仍其旧。一天，编辑室主任冯黎云专门叫我到她的办公室，说原定学习的那篇文章不学了，因为里面批判绿原的内容不符合事实，并大略讲了讲原因。我对这种政治学习，早已在虚应故事，但那篇我读了，可谓满纸棍棒，而“中美合作所特务绿原”的提法，让我心惊。我来自这个社会的底层，听起来帽子很高，比如“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类，而实质上，任何一个社会对底层人民来说，都是一座大山。动力在于你必须翻越大山，要不就被压死，或者压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原先生是被压瘪的。我很容易想象到绿原先生当时去向冯黎云申诉的心境：我真的永世不得翻身吗？

　　但是日常工作中，绿原先生按部就班，看不出一丝的懈怠。每天走进办公室，他沏一杯酽茶，开始干活儿，一坐就是一个上午，直腰的功夫只是起身去添热水。我那时正在和英语较劲儿，遇上难解的句子，隔三差五去请教他。这时的他，业务活力十足，对我的疑难只消三言两语，我便茅塞顿开。几次下来，我们就很熟了。一次给我解惑之后，问：你可以告诉我little与small的不同吗？但凡学过点英语的人，这两个英文词是认识的，可他的问题却让学了四年英语的我全然蒙住了。更加幸运的是，我和绿原先生在人文社做同事，这样卓有成效的教与学又继续了两年多。绿原先生上班来了，泡了花茶，我们一起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细读两至三页英语。马克·吐温的著名中篇小说《败坏哈德莱堡的人》和德莱赛的半本《珍妮姑娘》，就是这样读下来的。如果余兴未尽，我们会聊一会儿，古今中外，他说我听，十分开心。一种语言之深，一本名著之好，如何体味，是绿原先生教会我的。

　　毕竟，中国社会是在前进的。绿原先生泡茶喝茶的时候，脸上有了笑容，有了轻松，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们不能一起学习英语和名著了，我有点遗憾，但绿原先生平反后爆发出来的热量，我感受到了。想来不可思议，我编辑的第一本翻译小说，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情节是散的，人物是扁的，甚至行文的体例也不是通例。比如，书中的人物对话，乔伊斯不用引号，只在人物所说的话前用一个破折号。原文如此，译文如此，我编辑亦如此。但是，稿子到了复审那里，偏要统统改为引号。可以想见，稿面大乱，而且复审只改了不多几页，其余要我完成。复审是搞苏联文学的专家，理由是汉语的人物对话就应该用引号。几经交涉而无果，我就想：专家原来就是“钻”进“家”里不再出来的人吗？怎么想的？若追下去，汉语里原来还没有标点符号呢。我当时一个小年轻，敢认死理，自然惹一些头儿们不高兴。我只好求助译者，要他求助绿原先生试试。稿子僵了大半年，到了绿原先生那里，只用了一句话：乔伊斯之所以为乔伊斯，就因为他是乔伊斯，不能改。据我所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四人帮”倒台后引介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创作中，有人在人物对话中用了破折号代替引号，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绿原先生的内行领导作用，体现在编辑工作上看似细节，而影响却是大处的。

　　这只是绿原先生作为领导快刀斩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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