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他自己的干劲儿和勤奋，不亲自看见，是很难想象的。他做人文社副总编辑的四年多里，在德语方面，他亲自敲定并组织翻译的歌德、海涅、易卜生、卢卡契等重要作家的作品，如今已成了人文社的品牌图书。德语以外的一些书，因为方方面面的难度，从制订选题、组织翻译到编辑发稿，他一个人做到底的很多。我记得起来的，比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书代刊的《外国诗》和《美国当代诗歌选》等，都是工作量很大的书稿。《主流》成书后分为六大卷，近二百万字，作家名、作品名、历史与文学的专有名词，成千上万；《外国诗》从选材、组织翻译到编辑发稿，一年多则几期，少则一两期，他一个人坚持编选了数年；《美国当代诗歌选》是一部投稿，涉及美国几十个诗人，他不仅掌握翻译质量，还亲自编辑，直到出书。别人在这个位置上只是开开会、签签名的工作量，他却始终是一条龙操作。看见他埋头干活儿的样子，有时实在觉得心疼，我会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搭讪几句。他端起茶杯，抬头认人的当儿，才发现茶杯里没了水，起身去添开水。回来应酬几句，又低下头去干活儿。
其实，我只是希望他休息一会儿，和我这个年轻同事聊几句，说说他的生活。随着胡风事件的公开化，我知道了更多的情况，也就更想听他说点什么，尤其蒙冤期间，哪怕点点滴滴。我多次挑起话题：“绿原同志，你应该写部传记。”他端起茶杯，笑笑，摆摆手，算是作答。有一次，我又这样讲，他喝一口茶，说：“唉，传记？什么叫传记？有个叫沈醉的人写了传记，还说我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可他当时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专门杀共产党的，而我是受他迫害的！”我第一次见他说话带了情绪：“可是，许多报刊都在转载他的传记！”
凭借绿原先生的思考、才华、通古博今和中西贯通的知识，如果他写一本传记，是申明自己历史的最佳方法。很遗憾，他没有写，连打算都没有。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他的局限；但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看，这却是他难能可贵的修养，或者说品质。他多次跟我说，他很喜欢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一篇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文章，我读过，许多理解恐怕似是而非，自然很难揣度绿原先生喜欢此文的全部心境。但有个别句子，读来是能体会到绿原先生的点滴心境的，比如：
“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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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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