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想主义的发展

　　观察大学史，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何种大学理念和教育模式，在其生成、演变、发展的背后始终隐藏和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借用康德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一种“非功利性”。他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康德这里，大学的“非功利性”意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康德的这种“非功利性”论断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大学根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如果以“非功利性”来反观中国大学的话，我们的学术传统则具有另外一种风格，“非功利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格上的“求善”和“完善”，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却呈现出一种“实用理性”，这和“非功利性”有很大不同。

　　一百多年前，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一批爱国志士喊出了兴学图强的口号。中国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的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更多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愿望。随着向西方学习的逐步深化和递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国人治学也不断地由传统“格致”到“技术”再到“科学”转变。至此，中国大学“求真”的意识开始逐渐增强，“为求真而求真”的“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在中国也有了萌芽和成长。

　　但是，由于受自身经世致用思维传统的限制，再加外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势，支配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国人仍是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相反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如果发展到极端也会表现为一种庸俗功利主义，即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时隐时现，有时甚至甚嚣尘上。

大学理想主义的重建

　　当前，我国一些大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泛滥之势:在思维方式上，支配大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是上述提到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也因此，在科学研究上，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强调“急用先学”，过于偏重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其后果是造成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缺乏领导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依据教育长期规律培养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在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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