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中富贵”，辞官后更协助其门下士郑成功抗清，与海上遗臣暗通消息，毁家纾难，其家乡常熟红豆山庄成为联络志士的秘密机关地。对其人品给予正名。于钱诗钱仲老也有“牧斋七律，为清代第一”之评（详《梦苕庵诗话》）。在其所编《清诗精华录》中，曾引用陈文述评钱诗“沉郁藻丽，原本杜陵，逸清高致，远在梅村祭酒之上”语。但钱仲老对吴伟业的评价也甚高，称其“早期诗作风华绮丽，后经乱离，多感慨苍凉之音。各体皆工，尤长于七言歌行。纪事之作，学长庆体而自成面目，后人称之为‘梅村体’”（《清诗精华录》）。尤其对吴伟业开创“梅村体”极为赞赏，认为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包括清初期陈维崧、吴兆骞，中期袁枚、陈文述，晚期樊增祥、王闿运、王国维、杨圻等，就是钱仲老本人也有不少反映抗战题材的“梅村体”之作。钱仲老对梅村体不仅肯定其艺术上革新元白长庆体，如用典、四句一转韵、多律诗句法等；更赞誉其纪事之作多反映国家大事，无愧“诗史之目”。钱、吴比较：从人格上看，钱谦益降清，吴伟业入仕新朝，虽都属于“贰臣”，但吴“贰心”的程度较钱轻，其忏悔的真诚度也较钱重；从诗歌艺术上看，钱、吴虽各有千秋，钱长于七律，吴擅七古歌行，但对后世的影响吴似胜于钱。权衡之下，钱仲老选择了吴伟业而放弃了他所偏爱的钱谦益。我认为很客观。
清中期乾嘉诗坛选了袁枚，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袁枚虽是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但自我1979年师从钱仲老起，到后来钱仲老很长时间给学生上课，对袁枚性灵诗都贬为“油腔滑调”、“流于浮华”。上课偶也说过袁枚诗代表了清诗的话头，但评价不高。后来钱仲老对袁枚其人其诗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猜测是上世纪90年代钱仲老主编《广清碑传集》，收集到钱振锽的《袁枚传》而深受影响。此传记载了袁枚于碑传文中指斥雍正宠臣田文镜，赞誉被雍正批为“朋党”的谢济世，还上书训斥乾隆大臣黄廷桂等正义大胆之举，并评云：“世但知枚以性灵为诗，不知枚以肝胆为文；但知枚有乐天之易，不知枚有史迁之愤。”1994年钱仲老与弟子严明合作《袁枚新论》一文就引证了此传，从而对袁枚其人其诗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只是把袁枚性灵诗提高到清中期四大家之一的地位，我还是感到了惊喜。
至于王士禛乃康熙诗坛主盟，论诗倡神韵说，创神韵一派，诗追王孟，中年以后诗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确是大家。尽管钱仲老对王诗不是很喜欢，说未能摆脱明七子拟古余习，但其地位摆在那儿故入选。查慎行，善用白描手法，钱仲老多有推重。赵翼曰：“梅村后欲举一大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慎行）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赵翼于《瓯北诗话》推举历代大家，清诗人只选吴伟业、查慎行二家，钱仲老也选了吴、查二家，或许受此影响。黄景仁是天才诗人，张维屏曰：“仲则（黄景仁）天分极高，无所不学，亦无所不能。至下笔时，要皆任其天之自然，称其心所欲出，乾坤清气，独往独来。此仲则之所以不可及也。”（《国朝诗人征略》）当然应入选。龚自珍也是钱仲老很钦佩的诗人，也说过龚诗是真正的“清诗”的话，龚自珍与袁枚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清晚期郑珍是宋诗派代表作家，风格兼奇奥与平易，钱仲老认为实以后者居多。早年钱仲老有“郑子尹（郑珍）诗，清代第一”（《梦苕庵诗话》）之评，尽管晚年又说“我过去认为，清代诗以郑珍为第一，这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但又强调“但就诗歌转变看，子尹确乎有功”，“他的创新是真正的创新”。（《钱仲联讲论清诗》）可见郑珍在其心中地位很高。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的领袖，写作了不少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诗篇，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歌行纵横开阖，气势流畅，语言也较通俗，对当时诗风的变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故一向为钱仲老所重视，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并赞同梁启超“元气淋漓，卓然为大家”之评。
只是钱仲老把吴嘉纪与黎简选入清诗十大家，我还不甚理解，需要慢慢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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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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