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分，而其中最受推崇的则为口述史著述。李敖曾赞誉：“唐德刚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不过，同样致力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先生在称许其为“口述史大家”的同时，认为他并非严格、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还有评论认为，唐氏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专业的历史说书人”的气质。言下之意，唐德刚搞历史研究的路子有点野。
且不说何谓“正统意义”的历史研究，唐德刚从来就不认为搞历史就该遵循所谓学术范式，平铺直叙。他认为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都是“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况且到了现代社会，“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他举例说，胡适用了十多年研究《水经注》，结果电脑几秒钟就(考证)出来了。所以，在历史研究被科技征服的背景下，“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唐氏治史的态度——走老套路并非他所不能为，而是不愿为也。
实际上，搞口述史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你说我记”，作品能否站得住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采访者在史料和考证方面所下的功夫。采访者不仅要善于提问，引诱传主“供” 出一切，还要对相关历史背景非常熟悉，才识足以发现和纠正传主的记忆偏差，否则很难不会错漏百出，甚至成为败笔之作。比如，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的口述部分仅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内容全靠他自己找材料加以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更有八成多是他从图书馆、报纸等方面资料考证补充而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氏作品为重新认识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掀起一股反思历史和重新发现历史的热潮，而《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晚清七十年》等著作陆续在大陆出版，于此居功至伟。在某种意义上，但凡对历史有新观点、新发现，都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认识。唐德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历史人物直接拉上前台现身说法，让人得以从一个更加接近历史现场的角度来审视历史。这样的贡献，断非一时一日就会湮没无闻的。
至于唐氏所持“历史三峡”论，由于广为流传，似乎渐不受人待见；但平心而论，他的史论固然流于泛泛，却也形象地把握住了中国历史的脉络，不失为一家之见。虽然比起余英时等人的历史研究，其治史方式稍嫌粗犷了些。
唐德刚留下的作品不少，相当部分已在大陆出版，却也有些著作并不太为人所知，例如《民国前十年》、《新中国三十年》等。尤为让人遗憾，几年前唐的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不慎将唐氏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丢掉。据称唐德刚发觉后，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差点昏了过去。唐德刚先生那部构想中的中国近代史，真的永远成为一部未定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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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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