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这是北岛的呼喊;
而憧憬“中国世纪”的江平则认为:“中国世纪”的真正标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在总量中居于世界第一,更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科学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是否让多数国家和人民乐于去效仿”。
就在贝老和钱老离世前一个多月,比贝时璋小74岁的浙江大学归国博士涂序新,选择了离开。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这当然是一桩极端的个案。但对教育的弊病、科研管理的弊病、学术环境的弊病,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不会视而不见。
远的不讲,就说我自己。明明知道孩子不喜欢奥数,可为了上一所好点的学校,仍要逼着她学;明明知道快乐和热爱是成才最大的动力,却无奈地选择“适应现实”,因为它比“对抗现实”也许更容易。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对贝老、对钱老、对科学大师的了解,比一般人稍多一点,但我给孩子讲过吗?我会时时以他们自励、向他们看齐吗?
漫天大雪,飘落在深秋的北京。一群奥数班的孩子,正从周末补习班鱼贯而出。就在这个城市里,两位曾经改变世界的科学巨匠,心脏停止了跳动。大雪消散时,他们将融入大地,化为科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闪光的片段。这思想的烛光,将怎样照亮未来的人们?而这群无邪的孩子们中,下一个贝时璋、钱学森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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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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