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军功爵制度，用重赏鼓励人民在战争中杀敌立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商君书·境内》）。《封诊式》中有“夺首”、“争首”两个案例，生动地反映了秦执行军爵制度的情况。秦简中的《军爵律》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即按功劳行赏。《秦律杂抄》也规定战死者有赏，“论其后”，即把死者的爵位赏给他的后人。如果临阵逃亡，则罚“以为隶臣”。由于实行了这种严格的赏罚制度，因而秦国之民遇有战事，“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君书·画策》）。这样就使秦国的军队在七国之中成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秦律对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也非常重视。如《秦律杂抄》规定：发弩啬夫射不中目标，罚二甲，免除其职务。驾驺被任命四年，不能驾御，要补偿四年的徭戍，并罚教者一盾，免除其教练职务。发给士卒的兵器不完善，罚丞、库啬夫、吏二甲，撤销其职务，永不叙用。秦律对于违反各种法令和制度的人往往罚以“赀”若干甲或盾，这也和统一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装备有关。另外，律文还规定：凡是骑兵都是先赋马，然后再选拔从军者。参军之后，还要进行课试，如果马被评为下等，令、丞、司马都要受罚。有了这样严格的考核制度，自然会收到兵强马壮的效果。

二

　　秦律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秦的耕战政策能不能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官吏能不能忠实地执行。秦简《为吏之道》列举了吏有“五善”、“五失”，《语书》更明确提出了“良吏”与“恶吏”的问题。所谓“良吏”，就是“明法律令”，有办事能力，廉洁忠实而“好佐上”，出于“公心”，能团结下属，正身守法，不喜争功的人。“恶吏”则与之相反，《语书》不但给他们勾画了一副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丑恶脸谱，而且提出严重警告，“如此者不可不为罚”；对其中作恶多端的人，还要“志千里使有籍书之”，即记录在案，通报全国各地，作为“恶吏”的典型。在秦律中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官吏的任免、升迁和赏罚的条文，这些条文都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即以是否通晓和能否执行法律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秦律十分强调法治，并首先要求各级官吏必须知法、依法、执法，不得违法。例如《法律答问》专门有一条解释什么叫“犯令”、“废令”的问题：“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废)令h（也）。”凡是犯令或废令的官吏都要依法惩办。《除吏律》还对那些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中央政权各项政策法令的官吏，严加惩办。《行书律》甚至规定凡是“命书”和急件，必须立即执行；不是急件，也要当天处理完毕，不得拖延，拖延者依法论处。

　　秦律非常重视各级官吏的选择和任用。例如《置吏律》规定：任用“吏尉”等官吏，如果任用了不该任用的人，未经上级审批，擅自让其到职视事或加以派遣，就要依法论处。《除吏律》、《内史杂》更明确规定：“任法(废)官者为吏，赀二甲。”“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禁止任用这些人为吏或担任禁苑的治安保卫工作，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有重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官府的行政效率，严防官吏违法乱纪，秦律还十分强调官吏的责任制和实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效律》规定：官吏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失职，就要受处分。《为吏之道》列举了当时县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范围，它们不但要执行最高统治者所颁布的各种命令和诏书，征发赋税、徭役和兵役；而且要管理农田水利、官府手工业、仓库、苑囿等事，总共不下二三十项。每一项都有专人负责，并且制订有专门的制度和法律。如果官吏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就要按法律治罪；已造成的损失，还要依情节轻重勒令其赔偿。对于欺骗上级、作奸犯科的官吏，更是严惩不贷。《法律答问》规定，官吏弄虚作假，其罪在罚盾以上，不仅要依法论处，而且要撤职永不叙用。另外，秦律对于官吏滥用权势、假公济私、伪造命令、盗用官印、私自挪用公款以及破坏耕战等等，也都分别列有惩治的条例。

　　总之，从秦律可以看出，封建国家力图通过法律的保证，使各级官吏成为地主阶级政权得心应手的工具。因为只有秦的各级官吏都能忠实地履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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