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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满族第一镇永陵:光绪元年曾并发两大奇案(2)

时间:2009-11-10 11:10:58  来源:不详
光绪元年永陵并发两奇案

    一位自称是永陵“掌关防衙门”官员后裔的赵大爷,坐在路北一家服装店门前台阶上晒太阳。听说记者前来采访,老人家以“绝对权威”的口气,讲述了一则“一般人不告诉”的秘闻:清代光绪年间,永陵后山、前门,不谋而合地接连发生了两件奇案,一时轰动朝野。

    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中午,永陵的守陵官兵们,依然沉浸在大年正月的喜庆气氛之中,忽略了巡查永陵陵寝。

    此刻,隐蔽在永陵陵寝后面启运山树丛中的张吉溃,腰间插着板斧,正居高临下四处窥探。见永陵内长时间没有官兵巡逻,张吉溃便悄悄从启运山上下来,潜入永陵方城。此前,张吉溃听说,永陵有许多金银财宝,统统藏在启运殿中。当时,张吉溃疾步登上月台,来到启运殿门前,用板斧撬开门上一个花格,伸手将悬挂铁锁的“铁嘴”尾部掰直,再从门外将“铁嘴”连同铁锁一道拔下。张吉溃刚要推门而入,忽然脑后炸响一声断喝:“住手!不许动!”张吉溃顿时呆若木鸡。

    原来,因突然“内急”,守陵兵庆福出来上厕所,听见启运殿方向有异常响动,便急忙过来查看,恰遇张吉溃刚刚开启殿门。庆福上前擒拿案犯;张吉溃一边挥舞板斧砍向庆福,一边向红墙退却,准备伺机逃窜。兵士乌力公阿、果房值班院户王永亮闻声赶来,3人将张吉溃团团围住,最终将张吉溃扑倒,反剪了双臂,送往永陵总管衙门。

    正在这时,永陵正红门外,又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一匹青色惊马,冲开永陵南面的木制护障“鹿角”,从陵寝前开阔地上,向永陵正红门疾速奔来!青色惊马背后,一个汉子紧随惊马穷追不舍。这个汉子身穿蓝色“号坎”,前胸白补子上缀一“镖”字;背后缀有“隆泰”字样。但见这个汉子手持马鞭、三角号旗,紧随惊马一道闯进永陵禁地。守陵官兵们急忙冲出正红门,拦住惊马,将这个汉子拿下,捆绑起来。当时,守陵官兵们都以为,这个汉子与张吉溃是同伙。于是,将这个汉子随同张吉溃一道,统统押解到永陵总管衙门。

    由于案情重大且蹊跷罕见,于是,永陵总管衙门立即将两名案犯及“犯马”,一并押送到兴京(新宾满族自治县)城守尉衙门审理。城守尉认为此案非同小可,遂立即将犯人、犯马,一并递解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审理。

    经审讯,张吉溃供称:他是直隶(河北省)永平府昌黎人,现住兴京东昌台村(新宾县红升乡北蜜蜂沟),会木匠手艺,因家境贫寒,遂萌发盗取永陵财宝恶念。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三,他从东昌台村步行35余公里,来到永陵陵街(永陵镇),当晚宿于鸡毛小店。初四早起,他趁巡山官兵不备,潜入永陵后山红桩禁地之内。

    邓国忠供称:他是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自幼习武,成人之后以保镖为业,案发前为盛京城地载门(小北门)外“隆泰镖局”镖师。同治十三年(1874年)腊月末,镖局接到一份镖差,委托方是兴京新兵堡(新宾县城)某商号。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早晨,邓国忠一行由新兵堡出发,晌午来到永陵陵街。午饭后,他们继续西行、刚刚踏上草仓河木桥时,不远处突然一声炸响,驮着镖银的大青马闻声受惊,发足狂奔,并将装有银两的木匣、镖旗统统甩落,冲过玉带河、撞倒鹿角墙,径直向永陵正红门奔去。邓国忠追赶惊马,与惊马一道误入永陵禁地。

    经审理查明,二犯并非同谋。半年后,按照《大清律》“盗大祀神御物者斩”条文,张吉溃被判死刑,“斩立决”;邓国忠被处以“杖九十,枷号二十五日”;闯祸的大青马,被判“没收入官”。

    洪灾改变规制以鲫代鲤祭祀永陵

    苏子河畔,不少“渔翁”在垂钓。一位祝姓老者的塑料桶里,上下翻动着不少半尺来长的青白色小鱼。见记者面露失望神情,祝大爷忙解释道:“桶里的鱼有‘马口’、‘萨胡鲁’。苏子河从来就没有大鱼。永陵每次大祭上供的鲤鱼,都从外地送来。”

    祝大爷一席话,引来清史学者李凤民先生的一则“以鲫代鲤祭祀永陵”轶闻——

    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永陵都要举行大祭。每次大祭的主祭者,都要由皇帝钦派。除祭祀礼仪庄重而繁琐外,祭品极其丰盛,有牛、羊、鸡、鱼、蛋、蜜、奶、茶、酒,以及各种干鲜果品、蔬菜、谷物等等。

    《大清会典》规定:永陵大祭,每次需鲤鱼8尾、备用鲤鱼4尾;祭王(武功郡王礼敦)、贝勒(恪恭贝勒塔察篇古)陪葬墓,用鲤鱼两尾,总共14尾。

    为确保永陵、福陵、昭陵“关外三陵”大祭用鲤鱼,盛京礼部特意选择了14个河泡,作为捕鱼场,称之为“官鱼泡”,如大河泡、牛心沱、老观沱、噶喇河泡等等,并设有专门捕鱼的24家网户,其头目为“网户领催”。当时规定:网户领催必须按大祭时间提前8天,把鲤鱼捕到,送盛京礼部完差。鲤鱼数目不能少,交差时间要准时,否则要受鞭刑。

    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五,按照定例,网户领催高诚,开始为“关外三陵”“中元”大祭准备鲤鱼。高诚带领手下23名网户,前往辽阳的噶喇河泡捕鱼作业。噶喇河泡与太子河相通,盛产“红毛大鲤鱼”。高诚等人在一处高地安营扎寨,插上“皇差”黄色三角旗,然后架网开始捕捞。截至六月二十四,他们顺利地捕捞到了24尾鲤鱼。

    正当网户们兴高采烈时,天空中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水面上顿时波涛翻滚,一场暴雨即将降临。高诚急忙让大家收网,却来不及了,瓢泼大雨伴着滚滚沉雷,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转瞬间河水暴涨,将捕捞到的鲤鱼、网具、驻地窝棚统统冲走。直到七月初二,洪水才逐渐消退,网户们立即重新捕鱼。当时,距离交差时间仅有5天了。尽管网户们夜以继日地捕捞,但洪水已将鲤鱼冲进太子河,及至七月初七限期,网户们仅仅捕捞到5尾鲤鱼。网户领催高诚,只好拿着5尾鲤鱼,硬着头皮到盛京礼部交差、请罪。

    礼部侍郎凯音布觉得,鲤鱼不足数,是罕见洪水所致,高诚及网户们无罪。但大祭迫在眉睫,没有鲤鱼如何是好?关键时刻,一位老“笔帖式”说道:当年,乾隆爷来盛京祭祖时,也是因为鲤鱼奇缺而用鲫鱼替代。经过查找档案,果然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档案中有所记载:当年,因天灾网户们未能捕捞到鲤鱼。盛京礼部上奏朝廷,乾隆皇帝钦准,以鲫鱼代替鲤鱼大祭。清廷规定,凡事必须严格遵循《则例》或“前制”。《则例》是朝廷对各部制定的工作规范;“前制”是皇帝随时钦准的一些事例或做法。办事只要因循守旧、有典有则,便不算违制。于是,嘉庆十五年永陵“中元”大祭,便用鲫鱼替代了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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