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书人书事，总会被人不断提起，它们的时代固然有些远，然而，又那么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城市的寻常巷陌。当今人们的读书生活已和百年前完全不同了，像现在的“三湘读书月”，就让寒冷的长沙冬天，涌动一股人文的暖流……

湖南人居家、打仗、做官，都在读书

　　起初，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中，湖南在全国处于籍籍无名的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人才群体在历史的洪波中涌起，群星璀璨地照亮了几乎大半个近现代史的星空。

　　有一种说法，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与读书相关。

　　近代史上，以湖南人为主体组成的湘军，固然善于扎硬寨打死仗，但在打仗的同时，曾左胡彭，几乎每位赫赫有名的统帅都在边打仗边读书。

　　从长沙岳麓书院走出去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在还没有带兵之时，就已是一个十足的书迷，他在北京考完试后回家，曾“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易之。”在北京时，曾国藩逛琉璃厂书市，发生因买书而结识良友贵筑莫友芝的趣闻。然而在战争紧张激烈的时候，曾国藩还在读书，即使初见胜利曙光，曾国藩也没有松弛下来。同治二年，湘军包围金陵，胜利在望，然而53岁的曾国藩却仍在读书，其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说：“晡后，披阅诗古文词，读诵经子一卷，时读孟子书，分四条编记——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半年后，金陵即将攻克，曾国藩想的是“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不但要让自己读书，还要让江浙这片原本的读书之地迅速恢复读书的氛围。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江南后，固然将金银财宝运往湖南，同时，也从战火余烬中抢救出不少珍贵书籍“携以归湘”。

　　战后，爱书的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藏书处就有富厚堂、求阙斋、八本堂。其中富厚堂藏书即达30余万卷。自然比叶德辉近20万卷的观古堂藏书量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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