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桐城派与桐城文化研究。桐城文化与桐城派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桐城文化不能不讲桐城派，而研究桐城派，又必须超出桐城的地域概念。这次会议不少作者的文章从桐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桐城派的影响力。华东师大学刘学照教授在《桐城派与桐城人文述议》中指出，清代桐城派源于安徽桐城，从地缘文化来说，桐城人文滋生了桐城派；而桐城派影响及于全国，又成为人文桐城的突出的特征。有清一代桐城人文郁起，文人学士和良臣循吏辈出，引领全国文坛二百年的“方刘姚”古文派和几与清代相终始的张氏“科第世家”是各具特色的亮丽篇章。以桐城派为突出特征的清代桐城人文景观，可谓是学林和仕林并茂、文光和德化齐辉。这是一笔丰硕而可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应开扩研究视野，在从文学史、学术史的视角进一步开展桐城派研究的同时，还应从文化社会史的视角加强对桐城与桐城人文景观和人文精神的研究。这种研究还可从精英层面，扩大到大众层面，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桐城派学术内涵和学术意义的认识，大力发掘和发扬清代桐城所特别富有的重文修德、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桐城中学特级教师杨怀志在《曾国藩与桐城文人》中指出，出自文学情结和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利用桐城派这面旗帜招揽天下英才，为其政治利益服务，首先就必须表现出对桐城文人的特别关爱和培养，从而赢得桐城派文人的信任；出于从政治上寻找出路和振兴桐城派三祖的文学事业，桐城文人也必须追随曾国藩，以曾氏为依归，政治抱负才有可能实现，桐城派方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桐城派需要曾国藩，曾国藩也需要桐城派。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朱丽霞教授在《“嵞山体”与“少陵体”、“长庆体”——桐城派先驱方文诗歌论》中，通过论述少陵体的诗史特色与沉郁的诗体特征、长庆体的叙事风格与平实的语言两个方面，探讨了少陵体、长庆体对方文诗歌的影响，以及方文兼收二家之长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诗体——嵞山体。并指出“在晚明清初诗坛上，嵞山体与盛极一时的梅村体并驾齐驱，在其当代即产生了广泛影响，诗坛亦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由此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清代诗坛。” 桐城文人以文章而名满天下，其诗歌及诗论本身不及文章，又为文名所掩，不太为人所重视。在高步瀛之前，还没有哪部诗歌选本征引这么多桐城文人的诗论。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教授在《〈唐宋诗举要〉与桐城派诗学略论》中指出：“《唐宋诗举要》与《唐宋文举要》一样，是会评会注式的选本，都大量征引桐城文人的言论，一方面当然体现了高步瀛的桐城派学术渊源，体现了他对桐城派的感情，另一方面，他所引材料不局限于桐城文人，他还广泛征引了王士祯、陈沆、刘辰翁、纪昀等人评语，说明他突破了桐城文人门户，博采广收。正因为此，《唐宋诗举要》才能成为一部既有桐城特色又有普适性的选本，从而扩大了桐城派诗学的影响。” 衡阳师范学院萧晓阳先生在《从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看桐城文化精神的现代影响》中指出，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深受桐城文化影响，体现了熔铸唐宋诗文的论文祈向，“义法”之论贯穿始终，在情理论上严守桐城之轨辙。然其论诗不废才调、说法不泥于法，论理趣亦及妙悟，表明论著在固守着桐城文化精神理念的同时濡染了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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